[fw] 安鎮符咒的利用與風水信仰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利用台灣民間搜集的資料,分析了各類安鎮符咒與風水信仰的密切關係。這些安鎮符咒融入了台灣的一些區域性特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種民間信仰的有機整合。從文化心理學的立場分析,安鎮符咒儀式之不斷重複的過程,也是風水信念逐步走向「內斂化」的過程。而各類風水選擇活動的盛行,亦可視為有關風水之「社會記憶」形式的一種「外在化」呈現。明清以來風水在台灣民間社會,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氾濫(輻射),正是風水信仰「內斂化」與「外在化」的矛盾運動的自然結果。
符咒,是符菉和咒語的總稱,符咒一直是道教齋醮科儀中重要的法術之一。
在事生與事死活動中,早期堪輿家與道教符菉派有很多共通之處。張衡在《論衡》中就提到「世間繕治宅舍」時「令巫祝延以解土神」,[2]這種「解土」儀式後為道教符菉派的「安鎮科儀」所吸收。如《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七列有「召諸天神龍安鎮墓宅品」,《赤松子章歷》卷五列有「謝土章」,皆屬較早的安鎮墓宅科文。唐末杜光庭編撰的《道門科范大全集》也收有安宅解犯儀、安宅解犯懺方儀,安宅解犯謝灶儀等。元明以後的道教正一派更有很多獨立的安鎮科儀,如《道藏》收有《正一醮宅儀》、《正一醮墓儀》、《土司燈儀》等多種,今《藏外道書》所收明代正一派科儀書《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卷十四亦錄有《九宮八卦安鎮神燈科》一種,皆講如何禮謝各方位的神靈、注意造作時的神煞禁忌等(如安宅三朝儀、土府行道儀等)。宋元以來的全真教派,亦有類似科儀,如四川青城山古常道所藏《廣成儀制》中便有清代《陽醮謝土安鎮九宮全集》、《陰醮招安啟請全集》等書。[3]《陰醮招安啟請全集》更明確指出了安墓科儀與堪輿風水術的「一脈相傳」:「玄靈葉應,由宗祖而蔭子孫;人事式憑,辨吉凶而稽風水。蓋緣一脈相傳,災祥是系。百神所主,禍福悠關。然點穴尋龍,雖從術學;而凌空化鶴,罕遇仙蹤。妥先靈而卜吉,本希慶衍千秋。」[4]
隨著安鎮墓宅的祈禳類科儀的流行,安鎮符菉也被廣為利用。如殆出於隋唐的《無上三元鎮宅靈菉》,強調三元靈菉所代表的三部九軍能振動天威,驅除各類威脅宅舍安全的妖魔鬼怪,制伏瘟疫凶災;殆出於唐之後的《太上秘法鎮宅靈符》,列有《璇璣八卦之圖》及厭鬼辟邪之鎮宅靈符七十二道;殆出於宋前的《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也錄有安宅、闢土等符多種;《黃石公安宅護符法》列有五嶽鎮宅符、鎮土府符、救宅符、鎮寺觀符等。而考古發現,早在東漢末年道符就發揮了鎮墓的功能。如陝西戶縣朱家堡出土的漢陽嘉二年(133)朱書陶瓶附有兩個道符,稱綁縛惡鬼的法物繩索在此,逐鬼驅邪的太一、天一星神也在持節以待;[5]湖南長沙麻林橋出土的南朝劉宋元嘉十年(433)徐副買地券則已出現北斗七星、文昌六星、房宿四星、衿二星、心宿三星構成的星象符;[6]福建泉州1996年出土的宋紹興十九年(1149)買地券亦刻有北斗七星符案,「以應地下諸神惡鬼,不得妄亂侵佔」。[7]當然,後世的堪輿家也自覺地吸納道教的安鎮符菉。如《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卷六百七十八《陽宅十書》就收入多類的安宅護救符鎮法和各種鎮宅神符。大量的安鎮科儀與安鎮符咒無疑是「道教的宗教生活和堪輿術的廣泛流行相結合的產物」。[8]
宋元以來,隨著東南區域開發進程的加速,道教對福建民間社會的影響日益深入。一方面,道教不斷將福建民間信仰中的諸神(如馬祖、瘟神)納入其神仙譜系,再推廣於民間,帶有明顯區域特徵的世俗道教盛行於八閩各地。另一方面,道教的理論和齋醮符咒儀式也漸被移植到各種民間教派及民間信仰之中,從而推動民間教派和民間信仰的繁榮興盛。如今閩西北一帶的普庵教道壇(相容巫道科法)就流傳有《佛道太上道壇正教安龍扶氣玄科》和《太上安龍扶氣神燈濟群玄科》等,[9]每當聚落或社區內不平安之事(如死人、瘟病)屢屢出現時,人們常歸結為「龍脈」受煞氣干擾,道壇法師就會行「請龍」、「安龍」科儀,張貼或焚化靈符,以祭龍神、通龍脈、壯龍氣,從而保證整個區域的風水吉利。而在閩北一帶,一旦祖墳風水遭遇破壞,亦須請道士舉行安龍平基儀式,防止風水「龍神」被人搶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