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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毛擇柬的評價

1980年以後，中國大陸因為對文化大革命採取否定態度，可是又不能全面否定「開國之君」的毛擇柬，所以不是強調毛擇柬從1950年代中期以後生理出現嚴重毛病，就是強調他的精神狀況不佳。當然，毛擇柬日益老邁是一個事實，但並非老邁到足以影響其政治判斷的地步。早在五四時代，毛擇柬已有改造中國和世界的豪情壯志，他擁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因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一個實現這些理想的工具。後來，他為了追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現，走向武裝鬥爭的道路，並致力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毛擇柬不是為理想而理想，而是為求得實際成效而堅持理想，真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是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不二法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於是先後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為追求的理想，後來被證明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不僅帶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飢荒，也帶來中供建國以後所未見過的社會大動盪，最後弄到進退兩難，在百般無奈中到地下去見馬克思。

毛擇柬在中供領袖中確實有其不凡之處：他是一個革命家，也是一個政治家。性格浪漫，勇於幻想；但同時閑熟謀略，精於計算。為人霸氣十足，處事則不以察察為明，能從戰略、理論和哲學層次，討論中國供產革命。不論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造詣如何，他能講出一套令人眩服的道理。其實，他最令下級折服的，恐怕還是他對中國古書的涉獵之廣和造詣之深。他的文章，無論是氣勢之豪邁，還是用語之生動，均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對文史掌故、民間俚語之熟悉，信手拈來，自然活潑，在近代政治人物中確實難有其匹。1936年2月，時值深冬，他的軍隊才走完二萬五千里路，稍有喘息餘地，他眺望白雪籠罩的黃土高原，寫下一首詞〈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毛擇柬自註，他所謂風流人物指的是「無產階級」。有人卻堅持，「風流人物」指的就是他自己；因為無產階級豈能叫秦始皇、漢武帝「略輸文采」？豈能叫唐太宗、宋太祖「稍遜風騷」？又豈能和成吉斯汗比賽軍事韜略？其實毛擇柬究竟有無帝王意識，恐怕誰也難以確言。但是毛擇柬這首詞發表的時機，卻令人懷疑毛擇柬的自註是欲蓋彌彰。須知毛擇柬這首詞作於1936年2月，卻發表於1945年8月，當時毛擇柬應蔣中正之邀到重慶談判，他在這個時候發表這首詞，恐怕並不是偶然。這時他已正式取得中供黨內最後的決定權，而他的思想也在中供黨內定於一尊。毛擇柬合政治上的政統和思想上的道統為一，權力之大恐怕中國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人。此時他的內心深處真能沒有一絲一毫帝王意識？難道他潛意識中從未以「明君」自居？有趣的是，在1958年毛擇柬開始公開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時，他的重要秘書竟然模仿《三國演義》臣下稱主子的語氣，背後稱毛擇柬為「主公」。不論主客觀的想法為何，若說毛擇柬的統治受傳統皇帝制度的影響應該無誤，否則他不會在1950年代中供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以後，把繁忙的國家大事放在一旁，仍然擠出時間重新閱讀二十五史、《資治通鑑》之類的傳統史書，以及研究帝王治術的《韓非子》之類的法家典籍。

有人批評毛擇柬不僅有帝王意識，而且繼承了傳統帝王制度最壞的一面，以一人之意為天下之意，而且殺人如草芥，比暴君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擇柬本人即曾針對這一批評有所回應：他認為秦始皇的罪狀，無非只是焚書坑儒。焚書只是燒了一些書，坑儒也只是殺了四百六十個儒生，不值得大驚小怪；他自己為了統一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殺了好幾十倍，甚至百倍這個數字的人。但就對後世的貢獻而言，毛擇柬強調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的多。秦始皇統一中國，同文共規，廢封建，行郡縣，厲行中央集權政體，為後來二千多年的中國奠定制度基礎，勳業之偉大，中國歷史找不到第二個人。

其實，毛擇柬建立了一個比秦始皇還要權力集中的黨國體制，這個黨國體制能汲取龐大的財政資源，所以能組織傳統帝制所沒有的龐大政府，以管理社會基層的各個層面，並摧毀或馴化傳統政府所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其次，這個政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有堅固的群眾基礎，可以從社會基層汲取傳統政府所無法汲取的資源，而不會引起社會基層的嚴重抵抗。毛擇柬所以能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黨國體制，主要是憑藉兩個工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史達林的聯共政黨模式。毛擇柬雖以槍桿子出政權，但其背後有廣大的貧苦工農擁護。他根據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中國社會發掘各種矛盾，並以土地革命及各種政治運動吸引貧苦工農對地主、資本家展開鬥爭，在兩極分化過程中與貧苦工農結為「命運共同體」，然後利用他們建立的各種組織，把黨國體制的觸角伸入城市、農村的各個角落，製造各種逼人形勢，以之挾帶貧苦工農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侵害人權、財權、地權和物權的過左、過火的行為，由於出自所謂群眾的主動和堅持，不僅為群眾動員所必須，也有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在一段時間內必須予以縱容。毛擇柬就是因為懂得以階級鬥爭來號召、動員群眾，所以對赤裸裸國家暴力和特務統治的依賴遠不如史達林，也因為有這些政治動員的豐富經驗，他在1940年代能夠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策，並在建國以後提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兩個迥異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主張。

另一方面，只要政治有所需要，毛擇柬在黨內也可以根據史達林聯共黨史的模式，把持反對意見者提升到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鬥爭的層次，來進行批鬥。1959年彭德懷說，毛擇柬能夠把政治和感情結成一體。事實上，毛擇柬在形勢不利時，逼感情遷就政治，但在形勢有利時，則任政治追隨感情。所以1935年以前，毛擇柬身處下流，儘管政治上有所堅持，但組織上要不是逆來順受，就是陽奉陰違。1935年以後，毛擇柬高居上位，他在組織上不必低聲下氣，所以已開始任由政治追隨情感了。根據史達林的黨史模式，毛自認為是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把對手打成錯誤路線的代表，予以鬥倒鬥臭。而此時他不須親自出手，只要表示意思，就有下級自動起來挖掘錯誤路線的思想和階級根源，從而把對手說成一文不值，甚至加上叛徒、階級敵人、右傾反黨份子等莫須有的罪名。既然在道德上可以置人於死地，毛擇柬就不必學習史達林，以法律審判的形式殺害真實的和想像的敵人。因此，他基本上是以允許思想改造為名，維持政敵的肉體生命，甚至還給他們官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他也不肯直接命令特務處決對手，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文化大革命死難的中供高級幹部，幾乎都是在批鬥大會中遭受所謂「群眾」的暴力毆打，或是在隔離審查中遭受折磨而死的。

毛擇柬認為史達林搞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但卻認為對他個人的崇拜，是正確的個人崇拜，不料提倡的結果，正好重蹈史達林脫離群眾的覆轍，帶來巨大災難。其原因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毛擇柬和中供其他領袖，都過度重視所謂黨和上級的威信，認為任何有損害黨和上級威信的事情，都必須保持機密，不得任意透露給下級和一般群眾知道，以致他們無法正確判斷黨史上的是非對錯。儘管毛擇柬對於一些黨內意見原先採取默認、同意或不置可否的態度，但在他根據最後決定權作出決定時，可以不管下級是否改弦更張，而硬將不同意見提升到路線層次來鬥爭。第二、黨國體制外沒有監督力量。中供的黨國體制，龐大到吞噬社會的各種政治和經濟活動，同時內部又缺乏其他的制衡力量，所以遲早會違背毛擇柬的主觀期望，出現各種脫離群眾的徵兆，進而「異化」成群眾的對立面。無論如何，中供黨國體制在毛擇柬時代，所表露出來的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等問題已經難以掩飾。毛擇柬也不斷發動群眾，據以徹底改造這個官僚體系。最初，毛擇柬認為問題出在中下層幹部，所以先展開以他們為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想法改變，認為上層幹部更需要整頓改造，否則無論如何整頓中下級幹部，都會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而徒勞無功。整頓中下級幹部時，毛擇柬可以挾一元化黨國體制對上層幹部的敬畏，動員基層群眾配合，一旦目標轉移至上層幹部時，上述方法即難以奏效，於是只好藉助於富於理想主義、容易情緒衝動的年輕學生，並以其對毛的個人崇拜克服他們對黨國一元化體制的畏懼，希望透過他們的批判，將上層幹部改造成更能體會他個人意旨，也更能為一般群眾所接受的個人統治工具。毛擇柬的錯誤是，連最認同他的「四人幫」都無法徹底改造，遑論其他幹部了。結果鄭小坪便在無法徹底改造的老幹部支持下，重新回到政治舞台，造成毛擇柬時代的大逆轉。

過去七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很大，鄭小坪時代不同於毛擇柬時代，告別革命的時代不同於不斷革命的時代，許多問題都必須放在歷史的脈絡下來看，不能以偏概全。一個人在後一個時代的政治觀點不一定和前一時代相同，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在後一個時代採取這一個觀點，就冒然推論說，他從前不曾反對過這一觀點；也不能因為他在後一個時代反對這個觀點，就冒然推論說，他從前不曾贊成過這一觀點。具體言之，鄭小坪在1980年代否定毛擇柬的文化大革命，但我們不能據以推論他當年不曾積極支持毛擇柬的土地革命，也不曾熱烈響應毛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同理，我們不能因為農民在1980年代爭先恐後的要恢復小農經濟和市場經濟，而說他們當年從來沒歡迎過土地革命，也沒有響應過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歷史事實就是歷史事實，不能隨便拿後來的發展推翻以前歷史的實際進程。

中供視其黨史為指導革命行動的指南，故對黨史研究和黨史教學都採取極為嚴格的管制手段，完全不容許外界置喙。1940年代以來官方的黨史，基本上以毛擇柬的一生為主軸，闡釋中國供產檔內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鬥爭；除凸顯毛擇柬一貫正確外，主要目的就是宣傳毛思想係馬克思、列寧、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到1980年代，中供不再把中國供產革命視為毛擇柬一人的成就，開始注意毛以外的其他人士對中國供產革命的貢獻，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遂把研究視野從中供上層散向全國各地。

今年大陸上傳說全年都在慶祝毛擇柬的「百年誕辰」，但到現在為止似乎尚未見到任何特別值得注意的報導。由於中供內部已隱然分裂成所謂「保守」和「改革」兩派，而十幾年來鄭小坪的改革和開放政策基本上是拋棄毛擇柬的浪漫烏托邦路線，中供官方對於毛擇柬的態度已陷於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擇柬是中供王朝的 「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慶典」中加以褒揚，則等於否定了這個王朝的合法基礎。但另一方面，如果慶祝過於熱烈則又恰是以助長「保守派」的氣焰，而否定了現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陸的慶毛活動事實上是為了黨內兩派的鬥爭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戰場。

在中國大陸以外，我還沒有聽見有什麼地方注意到這件事。「人間」副刊主編約我寫一篇談毛擇柬的文字，當然部署於「紀念的性質」。毛擇柬對於現代中國人「影響」之大是無可估計的。無論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影響」，這一事實的本身畢竟無可否認。在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當然也希望對毛擇柬其人有較深切的認識。但是我決定接受這項任務是頗費躊躇。首先，這幾年來，大陸上雖出版了不少有關追憶毛擇柬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實性都尚待考察，為可據為典要。到現在為止，我們還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後，毛擇柬的獨裁真正達到了「聯邦國家」的境界，談毛擇柬便等於談整個中國。題目太大，簡直無下手處。最後，今天任何中國人寫毛擇柬無可避免地會受到主觀好惡的支配，完全客觀的論斷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見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國史上，毛擇柬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史達林是一丘知貉。抱著這種成見，我筆下的毛擇柬是不可能「客觀」的。

十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擇柬的歷史位置〉（收在《史學與傳統》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民71年。）這十幾年來，因為讀了不少有關毛擇柬的傳記資料，我的認識自然更詳細了。現在姑借這個機會談談有關毛擇柬的幾個片段，以為知人論世之一助。我仍然將採取一種歷史的觀點，並且儘量自覺地不讓成見歪曲歷史事實。

壹、早期的毛擇柬

毛擇柬的一生明顯地分成三個段落，通過這三個段落的歷史背景，我們才能比較具體地說明毛擇柬在中國現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於篇幅，本文對於每一個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極其概括式的速寫。

1921年中國供產檔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這是毛擇柬決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醞釀階段。從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個段落，這是他的革命時代，從湖南地區的黨的組織者逐步取得了全黨領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長征」為轉折點）。1949以後是他一個人獨霸中國大陸的時期。

談毛擇柬的早期階段，我們必須把握住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毛擇柬既不是什麼「天才」，也不是什麼「妖魔下凡」，而是一個十足時代的產兒。和他同一時代的無數中國青年一樣，毛擇柬早年也受到清末變法和革命運動的強烈衝擊；在思想上，他則接受了一點西學，如嚴復介紹的「天演論」以及斯賓塞的社會進化學說。這裡應該特別提及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1897年陰曆10月至次年2月梁起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到長沙主講時務學堂。與梁氏同時任講習的有譚嗣同、唐才常、韓文舉等人。這件事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舊思想的大衝突，在湖南的知識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經久的影響。毛擇柬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啟超、譚嗣同的激發而產生了救國的意識。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和繼起的《國風報》）也特別對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記「清末民初之際的長沙」和「我的少年時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毛擇柬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組織的一個半政治、半教育的團體，及定名為「新民學會」。這仍然流露出《新民叢報》的殘存影響（毛擇柬早年送還友人所借《新民叢報》的一張便條，足以為證）。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對毛擇柬的衝擊更為直接、更為強烈；陳獨秀和胡適逐漸取代了梁啟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談個人的氣質上說，他自然更傾倒於陳獨秀個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論，他在1919～1921年之間反而更接近胡適。1919年胡適和李大釗展開了一場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著名論戰，當時毛擇柬顯然是站在胡適的這一邊。因此他在這一年9月1日特別發起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提出了一百多個問題向全國各地徵求意見。大陸作者寫毛擇柬的早年往往極力避免或淡化胡適的影響。他們雖然不能不提到這件事，但卻認為這是毛擇柬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狀態。在毛擇柬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之後，他便完全擺脫胡適的實驗主義的干擾。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毛擇柬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適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國的問題上曾徵詢過胡適的意見（見他1920年3月14日給「新民學會」會員的信），而且還從胡適那裡學到了「自修大學」的觀念。

毛擇柬依據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演講，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我並不是強調早期毛擇柬和胡適的關係。我只是要指出，毛擇柬即使在加入中國供產檔（1921年7月）以後，他的思想也仍然沒有定型。這時他在理論也許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動，如「自修大學」所顯示的，則與同時一般熱心於政治、社會改造的知識份子並沒有什麼不同。1918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擇柬交往。據李氏回憶：「那時他已二十五歲了；因被環境所限制，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術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都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學鈍室回憶錄》，頁37）。1942年陳獨秀談及他和毛擇柬的關係時則說：「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見鄭學稼著《陳獨秀傳》，頁1355，原函影印本見卷首。）陳獨秀的印象當然是在武漢時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見的遲九年，但兩人的觀察大體相同。總之，早期的毛擇柬主要是以「實行」、「實際」見長，無論在知識上或在思想上都處在摸索的階段。他參加了供產檔，也只是追隨陳獨秀、李大釗所選擇的方向；這時他還沒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獨特表現。

毛擇柬開始顯露他的生命本質是在第二階段，即1927至1949年，特別是中供從江西流竄到陜北以後。這裡我們必須先交代幾句關於中供初期的歷史背景。中供自1921年7月建黨、1924年加入國民黨，到1927年8月以後各地暴動失敗，每一次路線都是直接由莫斯科決定的。中供的最高領導人，無論是陳獨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無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從。但在每一次路線失敗之後，責任都毫無例外地要中供的最高領導人承擔。這一事實現在已是研究中供問題專家共同承認的。能明白這一點，我們便懂得中供在1927年以後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是莫斯科供產國際的決定逼成的，並不是毛擇柬個人的主張。事實上，由於毛擇柬不通俄文，在中供流竄陜北以前，他並沒有受到史達林的重視，因此他的影響力也達不到中供最高決策的層次。

毛擇柬的霸業起點是井崗山，這是中供在1927七年進行了一連串的城市和鄉村暴動的結果；暴動的政策則是根據史達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擇柬依照中供中央的決定，執行暴動政策，在湖南發動了有名的秋收暴動。暴動失敗之後，他率領了殘餘的七百多人，自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崗山去了。關於這一段經過，當年追隨他上井岡山的龔楚（紅七軍軍長）有很生動的描寫：

井崗山的地形，有無數座巍峨高聳的山峰，砏巖峭壁，溪谷縱橫，構成了井崗山的險要地勢。通達井崗山的道路有三條……這三條路都是崎嶇的山徑，歲時嶙峋，步行非常艱難。只要憑險據守，很難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難發揮它的威力，所以，這區域向來都是匪徒們最理想的根據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盤據在井崗山的一批土匪，數約六七十人。匪首王佐與崗寧縣擁有步槍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聲氣，並以井崗山這個險要的地區為憑藉，作為他們搶劫行商和富戶的根據地。附近各縣人民，視為畏途，稱王佐為「王老虎」。因為紳匪勾結，使地方團隊無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崗山幾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擇柬明瞭井崗山的軍事價值，當他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崗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給王佐與毛擇柬見面。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毛擇柬利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都接受了毛擇柬委派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擇柬便在井崗山立定了腳跟

讀了這個記載，我們幾乎疑心這是《水滸傳》上晁蓋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為寇的現代翻版了。然而這卻是事實，不是虛構。毛擇柬的生命本質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發揮的機會。儘管中供官方的宣傳機器一直到今天還在塑造「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實際上毛擇柬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裡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大陸上寫毛擇柬生平的人往往強調他「好讀書」，尤「好讀史」。其實他早年和中年讀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謂「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據我粗粗翻檢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較多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典故。他的「史學」最初也是從蔡東藩所編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入門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別打電報給李克農：「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見張貽久《毛擇柬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頁32）他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閒，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我在前面說龔楚描述毛擇柬上井崗山使人立刻聯想到晁蓋上梁山泊。事實上，他當時也未嘗不是從這個故事上找到了怎樣收服惡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辦法。他晚年（1975年）評《水滸》說：「《水滸》指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八人外」，正式以晁蓋自許。很可能的，他這時又想起了初上井崗山的一幕。

據我平時閱覽所及，和毛擇柬有過交往的人，無論所知深淺，黨內黨外，幾乎都注意到他熟讀舊小說和善於應付社會邊緣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慶六位參政員訪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約而同的感覺毛擇柬活像《水滸傳》裡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認他舊小說讀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為敏銳，他已察覺到毛擇柬大量從後方收購各種舊說部，是為了研究中國下層社會的心理。在中供黨內，周恩來便承認毛擇柬最長於和舊社會各色人等打交道，張聞天在延安時更明白對張國燾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的那一套，讓他去幹罷！」（見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4，第3冊，頁1235）。

由於1927年中供「革命」的失敗，毛擇柬才被逼上了井崗山。然而對於他而言，這卻恰恰如魚得水，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狡詐吧。毛擇柬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供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對他的衛士長說：「毛擇柬也是個普通人，他也沒有想到他會做黨和國家的主席。他本來是想當 個教書先生，想當個教書先生也不容易呢？……」（見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擇柬》，台北，曉園出版社，1991，頁224）這大概是真心話，中國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這一類的感慨。例如毛擇柬所認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認，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後來他志向高了，也不過「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齊創業之主蕭道成，讀書僅止於十三歲，此後便在行伍中，是當時社會上的典型邊緣人。他在遺詔中也說：「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此外如劉邦向他父親炫燿：「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以及朱元璋手書「朱氏世德碑」，雖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則未嘗不是呼之欲出。毛擇柬在這一點上卻是繼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國傳統。

1927年以後毛擇柬「革命」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村的邊緣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農人。關於這個問題，我願意略引當時人的觀察，作一交代。詳細的論證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無必要。伊羅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修訂第二版，斯坦福大學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據當時調查而寫成的一部書，在西方已取得「經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劉仁靜的協助外，又訪問托洛斯基、馬林及其他共黨國際的政策執行人（如德蘭，Albert Trient，法共總書記）。所以此書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據伊羅生說，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二十年間，中供的黨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識份子」和農民首領構成的，其基本力量則是槍桿子。這個黨後來沒有穩定的力量或一貫的「階級基礎」。（「class base」，頁308～309）他又指出，井崗山上的「紅軍」決不是從大規模的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紅軍」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是孤立於農民之外的。在井崗山時期，「紅軍」中的農民逃散者很多。此後一兩年中，農村中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頁325～326）伊氏的話是以中供內部的文件為依據的。

下面引龔楚的話更是直接的供證：
我曾經組織並策動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供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供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供也看中他們，認為他們是貧苦工農成分。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的發財妄想。他們唯中供之命是從，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供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蘇維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了。（《回憶錄》下卷，頁566）
龔氏用的是常識語言，其中會有明顯的道德譴責，這一點我們可以置之不論，但他的話正好可以註解伊羅生之說：中供的黨並沒穩定或一貫的「階級基礎」。（周鯨文《風暴十年》記所見1950年東北土地改革中鬥爭地主的情況，證明中供黨的性格一直未改變。）毛擇柬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於他善於調動中國社會上各階層，但特別是農村中的邊緣份子。他能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反敗為勝，最後奪取了「天下」，決不是偶然的、僥倖的。
但是毛擇柬畢竟是二十世紀的人，在二十世紀「打天下」僅僅依賴中國傳統型的邊緣人還是不夠的。尤其是他托身的供產檔是直接受莫斯科的供產國際－事實上是史達林指揮的；他想取得黨的領導權，便不能沒有莫斯科的認可。這裏必須提到中供黨內另一個邊緣人的集團：城市中的邊緣人，主要包括知識份子和工人。在這個集團中佔領導地位的大都到過法國或俄國，並得到供產國際的信任。陳獨秀以後的中供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王明、秦邦憲、項英、張聞天等人都是城市邊緣人集團中的佼佼者。毛擇柬和這個集團則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遭遇。怎樣駕馭這個城市邊緣人的集團是毛擇柬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