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06 07:42:00環球網
我神盾艦與美軍航母在南海偶遇
4月29號下午15時左右，蘭州艦航行途中與美軍太平洋艦隊的約翰·斯坦尼斯(John C·Stennis，舷號74)航母編隊相遇。圖爲該編隊的斯托克戴爾艦（Stockdale，舷號106）。
4月29號下午15時左右，蘭州艦航行途中與美軍太平洋艦隊的航母編隊相遇。圖爲該編隊航行中的斯托克戴爾艦（Stockdale，舷號106，前），和約翰·斯坦尼斯(John C·Stennis，舷號74，後)。
4月29號下午15時左右，蘭州艦航行途中與美軍太平洋艦隊的約翰·斯坦尼斯(John C·Stennis，舷號74)航母編隊相遇。圖爲該編隊的斯托克戴爾艦（Stockdale，舷號106）。
直9-C直升機飛離蘭州艦的飛行甲板。
蘭州艦、直9-C直升機和小艇准備掩護另一只載滿特戰隊員的小艇對目標船只實施登臨檢捕。
蘭州艦直9-C直升機升空，前出至目標附近盤旋。
航渡途中實施協同演練的蘭州艦。
特戰隊員乘坐小艇快速靠近目標船只，准備使用鋼梯實施臨檢拿捕。
特戰隊員演練登臨目標船只後准備入艙搜尋。
信號兵指引直9-C直升機降落蘭州艦飛行甲板。
蘭州艦直9-C直升機和小艇准備掩護另一只載滿特戰隊員的小艇對目標船只實施登臨檢捕。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5/6月號發表新美國安全中心主席理查德·方丹以及該中心亞太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米拉·拉普-胡珀的題爲《中國如何看待世界秩序》的文章稱，中國迅速崛起爲大國，速度超過其他任何國家，這使得人們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未來憂心忡忡。這一秩序在二戰的廢墟上鍛造而成，使人們獲得了長達70年的大國和平時期，全球繁榮度大規模提升。現在看來，世界秩序正在受到威脅——尤其是中國崛起構成的威脅。
美憂中方“另起爐竈”
文章認爲，雖然迄今爲止，北京避免了采取咄咄逼人的軍事侵略行動，忍住沒進行排他性的經濟安排，但美國決策者仍公開表示擔心中國會挑戰基本規則。他們希望北京接受全球秩序的現有支柱，甚至去支撐它們;他們擔心中國會實行修正主義，試圖破壞以規則爲基礎的秩序，並制訂一種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不自由的替代方案。
美國數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都是受希望和恐懼推動的。從布什政府時代提出希望北京充當“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到奧巴馬政府希望中國成爲與美國共同擔負起維護國際秩序責任的夥伴，美國領導人一直呼籲中國加入通行的全球體系。
文章稱，有三個論點支持美國的做法。第一，存在一個或多或少統一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第二，如果中國被納入這個自由主義秩序，基礎規則和機構將更多地塑造北京，而不是被北京塑造。第三，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的任務是把中國納入現有秩序，如果該嘗試被證明是不成功的，那麽曆時70載、以規則爲基礎的全球秩序將走向曆史的垃圾箱。
這三個論點表明了美國對這個世界第二大強國的做法，它向中國伸出手：來吧，中國，你會看到以規則爲基礎是不錯的。
中國政策靈活多樣
文章稱，麻煩的是，這些論點中的每一個都遠非完整。它們簡化了世界秩序的性質及中國在其中的作用。只要由它們充當美國政策的基礎，華盛頓的做法就會缺乏細微差別和理解，而要推動中國更多地融入全球，細微差別和理解都必不可少。
首先考慮中國已從中受益並應作出貢獻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國際秩序”這個術語是簡略的表達方式，可能引起混亂。不存在一個秩序，而是存在秩序的許多不同元素和層次。它們包括全球性機構，如聯合國、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像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區域機構。它們還包括由條約和制度組成的密集網絡，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再加上各種規則和規範，從管理國家主權的規則到涉及人權的規則等。這些機構和制度相互關聯，但又有著不同的目標，其範圍和目的也有很大的不同。
文章稱，長期以來，對于通行體制，中國的決定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北京拒絕一些規則，接受一些規則，並謀求改寫一些規則。其結果是，關于中國是否打算擁抱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這個問題，並沒有統一的答案。而且，也沒有鐵板一塊的辦法來定義中國渴望成爲哪種大國。
在許多全球性機構，北京已被證明是一個願意合作的夥伴，它還謀求在建立新的國際制度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在經濟事務上，中國尋求在全球性機構中獲得更大代表性並改革這些機構，它在區域層面則創造新的經濟機構和制度。當涉及其邊境附近的安全問題時，中國更有可能拒絕通行的制度和規則。
文章稱，由于沒有統一的國際秩序，並且因爲中國的參與既多樣又複雜，美國領導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納入先前存在的結構之中。如果美國決策者希望增大中國對共同構建世界秩序的機構、制度、規則和條例網絡的參與，他們必須出台一種參與戰略，跟北京本身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一樣靈活。
中美關系有鬥有和
文章稱，如果美國決策者在衆多組成部分中爭取中國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他們必須發展許多做法，而不是僅僅發展一種做法。
首先，中國對亞洲適用的制度和規則所采用的方針與其對更廣泛全球問題的方針經常是不同的。在靠近家門口的地方，北京更可能反對現有規則，正如在海事和人權領域一樣。它也更可能推進亞洲內部而不是更遠地方的替代機構，如亞投行與上合組織等。與此同時，在幾個更廣泛的國際問題上，中國展示了支持，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領導力，如氣候問題。
其次，中國企圖削弱現行國際規則(以及美國在制訂它們時的主導作用)，這與采取措施成批取代它們是有區別的。即使在海洋秩序方面(這或許代表了北京最明顯的犯規行爲)，中國往往選擇采取含糊的戰略，而不是試圖推動自己的新規則。北京堅持認爲中國的行爲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不是堅稱其應該被廢除或修改。
文章稱，第三，對于中國和其他國家提出的替代機制，美國不應采取下意識的拒絕主義。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反對亞投行就是一個不該做什麽的案例。美國應把工作重點放在鼓勵銀行治理透明度和提高其貸款標准的努力上。新的制度和組織不會自動使現行秩序遭到侵蝕，討論其中的具體規則和組織意圖才關系重大。美國的支持或反對應該相應調整。同樣，中國將如何努力實施其“一帶一路”項目還需拭目以待，但該項目可能會發展中亞的基礎設施，而這實際上能補充美國的利益。
第四，美國決策者應該認識到，在規則仍不成文的領域，美中關系勢必充斥著競爭。在諸如網絡安全和外層空間等領域，華盛頓尤其應付出極大努力，以打造新的治理結構，並運用外交努力來爲它們贏得支持。在制訂規則時，它應爭取中國的支持，聆聽中國的聲音，但同時也要爭取其他國家反擊北京利用其聲音來破壞理應支撐這些規則的原則的任何企圖。爲此，在這些新領域，打破規則與依從規則之分應盡可能快並盡可能明確地確定下來。
文章稱，最後，雖然中國看上去實施了一個複雜的國際互動戰略，但它自己可能也並不知道這種做法未來將是什麽樣子。北京可能最終選擇認同新興的互聯網治理規則，或是在其經濟動蕩持續之時放棄一些區域經濟舉措。鑒于這種不確定性，適當靈活的美國政策必須考慮這樣一個現實，即中國在不同領域的參與戰略可能隨局勢發展而變化。
有效且持久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要求決策者接受對華關系的新常態。中國將在部分領域進行合作，但在其他領域進行競爭。美國下屆政府將需要既與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攜手合作，又要在網絡安全及南中國海問題上態度強硬。
文章稱，這種嘗試，要從理解當今全球秩序的現狀以及中國對其采取的多方面做法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