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軍事思想
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家、漢魏之際軍事統帥曹操關於戰爭和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他乘東漢末年各地豪強擁兵割據之機起兵，改編青州黃巾軍為青州兵,獨立發展武裝,在南北征戰中雄踞一方，成為魏、蜀、吳鼎足之勢中的主導性力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諸家思想，並在實踐中有所發展。他“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裴松之《異同雜語》、《魏書》)。其著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志》等史書中，可窺其軍事思想。
戰爭觀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三國志·武帝紀》),“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除暴亂維護漢室而舉義兵；為爭取人心，佔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發佈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著名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他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治軍思想
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 認為“禮不可治兵”(《孫子注》)，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遺令》)，注重以法治軍。他針對漢末政失於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國志·郭嘉傳》裴松之注引《傅子》)。他“攬申、商之法術”(《三國志·武帝紀》)，制定管理、訓練等軍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強化軍隊的戰鬥力。為保證法規的實行,主張嚴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三國志·武帝紀》)。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並“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他特別注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國志·武帝紀》)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認為“將賢則國安”(《孫子注》),“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因此，主張“舉賢勿拘德行”，“舉士勿廢偏短”(《三國志·武帝紀》)，唯才是舉。他拔於禁、樂進等於行陣之間，擢張遼、張郃、徐晃等於俘虜營內，他們後皆戰功卓著，成為名將。對有過失的“賢”才，往往任用如初。他還注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之戰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採納將士的意見。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言路之風，徵柳城烏桓得勝回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謀略思想
曹操說 ：“欲攻敵 ，必先謀。”(《孫子注》)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所以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三國志·諸葛亮傳》)。他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孫子注》)，從而將其謀略思想建立在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基礎之上，顯示出求實、尚變兩大特點。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新書指揮作戰 。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 三國志·武帝紀 》裴松之注 )。強調“ 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只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制勝。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同前)。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 戰將強弱、 地形險易、後勤保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 至實擊至虛 ”。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如對吳、蜀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 將優勢兵力集中於一方, 形成“至實”態勢。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 致其“ 至虛”,從而各個擊破。在中國軍事史上,他以“詭詐”著稱。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歷代兵家和學者稱道。《三國志》作者評價曹操“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其《孫注》，對後世兵學有深遠影響。但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其軍事思想也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雜質，雖以刑撥亂的成效顯著，但有時強調刑罰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