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老妖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倖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後可以獨佔全國了。他們仿佛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臺，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臺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後，維繫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

物極必反

晉幫票號的衰落，是受歷史的影響。而這次帶有決定性的時刻，歷史不再青睞晉幫了。


早在嘉慶、道光、咸豐年間，晉幫已呈衰敗之相，造成晉幫衰敗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


乾隆年間，晉幫興盛達到了頂點，晉省也就成了清王朝載派勸捐助餉最重的省之一。乾隆時大小金川起義，因財政拮據，大肆向兩淮、浙江、長蘆、河東各鹽商勸捐助餉，山西河東鹽商捐銀“一百一十萬兩”。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清政府又一次向晉省富商勒派，先派定 218萬兩，皇帝“因捐數過多，抵嘗收銀一百五十萬兩，其餘仍著伯麟（山西巡撫）按數發還”。實際上，發還之銀被府縣官員貪為己有。清朝廷將晉商視為政府財源，凡有財政不足的時候，皆是首先想到晉商，尤其是徽商財力下降之時更是如此。第一次鴉片戰爭因賠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向山西紳商派捐“二百餘萬兩”。清王朝在真壓太平天國期間，推行捐借政策，咸豐三年（1853）正月底，全國紳商捐銀424萬兩，山西捐銀159.93萬餘兩，居各行省之首，佔37. 65％。這次捐輸延續到咸豐五年（1855）十一月，山西紳商共捐銀303萬兩，實際交銀287萬餘兩。下欠17萬餘兩，實在無力再交。當時有人說：“晉省前後捐輸，已至五六次捐數逾千萬。”經過多次捐輸，有些富戶家道中落，甚至“赤貧如洗”，再已榨不出錢來了。咸豐年捐輸未交的17萬餘兩銀子，再過11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除又收銀 4.39萬餘兩外，剩下的12萬兩，“數年來，無論如何追比（逼），汔無分厘提到”。追逼的官府大員，滿以為這種追討未交夠的捐輸款，可以輕鬆辦成。孰不料，數年竟追不回12萬兩銀。


一些山西紳商之窮，到了如此地步。


太平軍興起之後，在湖北、安徽、江蘇等省與清軍反復交戰。這些爭奪戰使晉幫在那些地方的工商業遭到破壞，資本蕩然無存。


這對晉商來講，是雪上加霜的事。


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本來已處於窘境的晉幫更加捉襟見肘：經濟上既不能與外商相抗衡，經營的商業場所與地方又被侵略戰爭所破壞，經濟財富被掠奪。


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庚子八國聯軍侵略戰爭和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每次戰爭都使晉商在那裏的工商業遭到破壞。僅甲午、庚子和日俄戰爭，就使晉商在東北、華北等地區的商號和財產損失，多達數千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巡撫寶芬在奏疏中說：“（晉商損失）多至數千萬，元氣至今未復。來年營口西商虧倒銀二百餘萬，今則贖回礦產又增二百餘萬”。


更慘的是在北京開當鋪的晉商，他們的損失更大。晉商經營的有 200 余座，每家資本七八萬兩，少則也有三四萬兩。但在庚子八國聯軍侵略戰爭中，9O％以上被搶劫一空，未被搶及被搶未盡的只余十座。俄國商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逼中國清政府給予他們前往張家口、天津、上海、漢口等地的通商權。原來獨佔中俄恰克圖貿易的晉商，只能灰溜溜地被排擠出去。


在封建政權和外國資本主義雙重壓榨下，晉商是急劇衰敗，而且是整個地區、整個家族地衰敗。


介休縣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國定，生四子，起名以公、以和、以中、以正，此時正是他家全盛的時期，在山西、北京、直隸、湖北等地開設各種店舖70多處，財富達 300多萬。道光時，冀國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海疆捐輸”，兄弟四人捐款1．6萬兩，居介休縣之首。太平天國時期，他們在湖北的店舖商號遭兵燹者十余家，資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侵佔北京，海淀字號有四家被搶。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豐末，冀氏家族“較之以前，家資不及十分之二”。


晉商與徽商一樣，都是靠封建政權來獲得商業上的特許權，從中牟取高額利潤，他們的命運是與封建社會休戚與共的。封建社會的衰敗，使得賴以生存的晉商衰敗成為定局，但直到清末以前它的聲譽依然很高，這主要是憑藉山西票號的興盛來維持的。

歷史拋棄了山西票號

山西票號支撐了晉幫，但並不能挽救晉幫衰落的歷史命運。幾十年後，山西票號終於也衰落了，茍延殘喘的晉幫被歷史劃上了一個句號。

山西票號衰落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原因是票號經營遇上危機。這種危機是與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相聯繫的。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岩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併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另一個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戶部銀行，票號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儘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佔其全部存款的3O％。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政治風波，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臺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



摘自《中國商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