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彈JD

決定國家治亂的因素，在於能否平衡社會上的各種勢力，失其均衡者為亂。此可謂東漢滅亡的寫照。東漢之衰亡，主要是其施政失誤，從而產生戚宦相爭、州牧割據等問題而起。當中可見，中央與地方是互相影響而亡，現從這兩個範疇析其滅亡之因。

　　戚宦相爭乃東漢滅亡主要的內部因素，此為君權擴張所產生的影響。光武帝有鑑於王莽藉輔政大將軍權勢篡漢，容易搶奪君權。故其即位後廢輔政大將軍，同時強化尚書臺職能，並把本屬輔政將軍之一的大司馬變成外朝三公之一。光武帝只是把內外朝之分取消，可是因君主集權而造成的宮內官權重的問題並未改善，特別是位卑權重的尚書臺，使皇帝的親信能以此職在短期內涉足權力核心。然而此制亦使尚書臺容易受制於權勢甚大的外戚和宦官，於是尚書臺遂成為了外戚與宦官的角力場。而東漢君主早夭及年幼繼位，使宦官與外戚之鬥爭越趨激烈，是為戚宦相爭。多數也是依此方式循環；幼主即位，母后臨朝，外戚專政，皇帝長大後用宦官除外戚，宦官得勢，皇帝年輕駕崩，循這模式此消彼長，使朝政混亂。

　　另一內部主因是黨錮之禍，這是因為內朝制度的問題，朝臣難以監管，清議就成了其唯一可資使用的監管方式。此源於光武帝為加強人民對國家的向心力，遂表彰士人氣節，又大興儒學，提倡忠孝。士人逐澌養成崇尚氣節，進而批評朝政。此有利於與朝臣名士仍有密切交往的外戚，但自有「跋扈將軍」之稱的外戚梁冀敗亡後，宦官日漸得勢，無視朝臣議論，於是借尚書之職權大規模地剷除異己，釀成兩次黨錮之禍。此禍延續了二十年，此後賢良盡去，士流摧折，宦官乃實際政權的掌握者，他們以養子傳國襲封，並以兄弟姻戚充任州郡首長，於是貪殘成風，朝政敗壞至極。

在地方因素方面，土地兼併為民變及州牧割據這兩大主因的根。漢自文景時已有土地私有制。漢帝制統治需要一個龐大官僚集團。官僚貴族想為其子孫制產。漢初三十稅一，使土地私有更有利可圖。統治者為了籠絡維持朝廷的支柱，默許臣下私有土地，在漢初功臣勢大的情況下，土地兼併出現，租佃制急速發展，產生了官僚式地主階層。隨土地私有化越來越嚴重，大批自耕農破產，大部分土地操縱在小部分豪強之手，形成莊園經濟，危害中央朝廷的穩固統治。兩漢諸帝也對此作出努力︰如西漢哀帝命師丹限民名田及光武帝度田等，成效皆不彰。 而莊園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社會上是豪強勢力把控地方，在政治上是官僚士族化，這亦意味中央一旦失去這些士族豪強支持，就輕易瓦解。黨錮之禍的重要性，就是一方面把受儒學薰陶的士族的向心力摧毀，使其倒向推薦者，產生錢賓四所謂「二重君主觀」。宦官亂政則助長地方豪族勢力至不受控制。與此同時，農民因兼併而失去土地，難以維持生計，成為流民，加上東漢末年對羌族用兵而加徵賦稅，及天災頻繁，問題進一步惡化，終於爆發了黃巾之亂。
　　
黃巾之亂的發起者為鉅鹿人張角，其創太平道，以符水治病，廣受民眾支持，在關東一帶有信眾三十六萬。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宣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自稱天公將軍，與其弟張寶、張良以黃巾為記起事，一時八州並發，勢如破竹，靈帝以皇甫嵩、盧植等追剿，擊敗黃巾主力，但黑山、黃龍、白波等黃巾餘黨，仍為禍黃河流域近二十年，使地方割據表面化。此也是東漢滅亡之主因。

　 地方割據源自於光武帝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其再用漢武帝時的剌史制度，其原本專管地方監察，以「六條」權限。光武帝廢外郡都尉，保留內郡都尉，使剌史掌軍權。而剌史職務日多，權力漸出六條，甚至侵奪太守的行政及軍事權。至東漢中葉，其能督察轄下所有官員升降及推薦賢良，從而吸納士族及豪強以爭取支持，使其更能掌州內民刑諸政。黃巾之亂為禍全國，為了方便平亂，靈帝從劉焉之議予剌史州內軍政大權，並更名牧。使「漢季以來，剌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釀成州牧割據。

　　州牧日益壯大，大有取中央而代之之勢。戚宦相爭為他們提供一個契機。東漢晚年，外戚何進與袁紹密召外藩兵馬入京誅宦官，結果何進被殺，袁紹盡誅宦官，涼州牧董卓入京，廢少帝。此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皇帝的權力被州牧所取代，直至曹丞篡漢，東漢滅亡。

　　故東漢之亡，是戰國以來政治制度上皇權的膨漲，與兩漢社會結構中，地方階層的興起，早已隱含問題的根源，而其政策未能調整至新平衡點，使問題不斷惡化，最終被士族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