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老妖

隋唐以前是山西商人資本的發韌前期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之時，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業集鎮，對內使“工商食宮”，對外便“輕關易道通商”。以後，“猗頓居犄

氏，用鹽鹽起”。《孔叢子》又說，他受陶朱公之教，“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讚比王公，名馳天下”今臨持縣王寮村有猗頓之墓，並有陶朱公廟、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場。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漳州（今晉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近年在山西出土有西元四至七世紀薩珊王朝金幣，雖不能認定隋唐時期已有山西商人到過伊朗，然而山西商人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卻是毋庸置疑的。就作者所見資料，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他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宋元時代是山西商人的發韌時期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佔近世商業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顯出身手。”宋代，山西地處北東邊防，宋王朝所需戰馬大都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而遼更需要宋的手工業製品。西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藩人互市，”而“沿邊商人深入戒界”進行貿易。後來趙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權，曾幾度下令閉市，但是事實上無法辦到。慶曆年間（十一世紀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絹二千余匹，市馬于山西奇嵐，又詔三司出絹三萬匹，市馬千山西各州府。其他商品交易，“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元代．雖然戰爭對工商業有一定破壞作用，但是元朝政權結束了宋、遼、金的割劇局面，特別是元代驛站的完備，使商業活動的地域擴大了。從《馬可波羅行記》可以看到“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

明朝的晉商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次，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由於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北京城曾流行這麼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雇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夥制，類似現在的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為地方性集團組織的出現雖在明代，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則在清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會館的設立，。會館剛開始是為聯絡同鄉感情的，到後來發展成為維護同行或同鄉利益的組織。

清代的晉商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義大利商人相提並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輝煌業績中外矚目。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駝幫是晉商中以駱駝運輸為住2從事貿易活動的重要商幫之一，他們主要經營的產品為茶葉。當時南來”煙酒糖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晉商經營茶葉的獨到之處，就是運銷一條龍。晉商在福建、兩湖、安徽、浙江、江蘇一帶購買茶山，同時收購上茶葉以後就地加工成磚茶，然後經陸路、水路兩條路線運往他的各個分號。晉商的茶葉主要銷往蒙古及俄國一帶。在銷往蒙古的時候要路過殺虎口。遺址在現在的朔州的右玉縣，當時運銷茶葉非常艱險。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我國產銅量極低，僅靠雲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採辦洋銅。介休范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范毓賓時期，范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並沒有只盯著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是由平遙李家獨資創辦的日升昌票號，地址在平遙的西大街上，現在一開發為“中國票號博物館”。當時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平遙、祁縣、太谷人群起仿傚，形成了平遙幫、祁縣幫、太谷幫。祁太平三幫曾有一度“執全國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譽。當時全國51家大的票號中，山西商人開設有43家，晉中人開設了41家，而祁縣就開設了12家。在這些票號中值得一提的是祁縣的第一家票號合盛元。1907年時，合盛元票號不懼風險，遠涉重洋，在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北韓的新義洲等地，設立了票號分莊，從事國際匯兌業務，開設了我國金融機構向海外設莊的新紀元。

壟斷西北市場

在我國西北地區出產許多名貴藥材，如甘草、楊記、房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諸類商品，須向外輸出。那裏需要的茶葉、布匹、綢緞需要由外地購進，從事這項交易活動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甘草產地在內蒙西部和陜西、甘肅、寧夏北部地區，清末年產量約八百萬斤。而這裡甘草的創制、加工、買賣多係山西人。最初是清乾隆年間，保德縣人王蕊因生活困難，流落口外，在達拉特旗的一個寺廟傭工糊口，得寺廟住持信任而允刨來該商屬荊棘地的甘草而逐漸擴大，以後創辦了“西碾房”，並世代相傳．同時代還有定襄人張六鄉之子孫，在梳棉旗刨採，設“德盛成”。保德人張家開設“十盛恒”，楊家開設“義成遠”，盧家開設“仁和永”，太谷李家開設“德盛亨”，忻縣張家開設“永和西”，祁縣張家開設“廣慶泰”。從事甘草買方和賣方仲介人的是甘草店，最初是嘉慶、道光年間保德馬家在河口開設的“晉益恒”，光緒初年開始，又有“慶和成”、“信成”、“日生”、“公義昌”、“慶記”、“裕隆和”、“集義昌”等先後開設。遇過草店之手，銷往河南、河北、天津、山東、湖北、湖南、漢口、上海、香港以及北韓、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有敬義泰、合盛恒、恒盛裕、慶泰亨等由山西萬泉商人、平遙商人、榆次商人、猗氏、臨晉商人開辦。著名的寧夏拘杞，半數以上掌握在“慶泰亨”手中。在寧、蒙、甘三省交界有個定遠營（今阿拉善左旗），向有“小北京”之稱，那裏最大的商號“祥泰隆”是山西平遙人經營，當地有“先有祥泰隆，後有定遠營”的諺語，它收購皮毛運銷內地或天津，販日用百貨於此銷售，供應蒙回漢各族人民。在青海，“商業主要由山、陜兩省的客商經營，其中尤其以山西人較多，來寧（西寧）時間也較早，如“合盛裕”、“晉益老”商號都有二百九十年以上的歷史。在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新疆塔爾巴哈臺、伊犁、和闐、葉爾羌等地、“山陜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西藏、青海一帶高山中產麝香，山西聞喜人多年在打箭爐一帶設立企業，收購此宗物品。”

獨佔北京商業之鰲頭

北京商業，自明以來山西人就很活躍，到清代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北京的糧食米麵行，多為山西祁縣商人經營；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山西襄陵人經營；北京的紙張店，多為山西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山西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其他如顏料、染紡、幹鮮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佔優勢。專為宮廷搬運元寶的“茂盛水”，專為下層人服務的小米粥攤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臨汾等地商人經營的企業。但是勢力最大的還是經營貨幣信用活動的銀錢商人。北京前門外的草廣衚同、施家衚同、大柵欄、糧店街一帶為山西商人聚居經營之地。當時雖然江浙商人、山東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還利，而山西商人則獨佔鰲頭。

在南方諸省的活動

“四川隆昌、榮昌、內江一帶盛產夏布，為北韓族喜穿之衣，中國人疇昔也有穿者。經營此業者，均多山西中區人”。在雲南昆明的黑龍潭，筆者曾見到殘碑一塊，記1838年（道光十八年）建築文昌等殿宇時，“雲貴總督史捐銀四十兩；雲南布政使捐銀三十二兩；山西太原府榆次孫雲漢捐銀二十兩。”孫氏無官銜，捐款名次緊列布政使之後，可以認定為在當地經商的山西人。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晉陽人周永灃在昆明金殿有三筆捐獻。一是大銅鼎一尊，直徑約一米多。高約一米半；二是銅殿懸挂銅制牌聯一幅，長約2—3米，寬約15－20釐米，厚約2—4釐米；三是重修殿宇捐銀6O兩，這也是山西商人。在貴州，山西鹽商挾川鹽入黔，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郭某雇工製造”，開始只是“鹽商自飲”，後來“出現專為銷售的燒房”，“從山西雇了釀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來茅臺村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研究製造。”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帶產茶葉，很早就為山西晉中地區商人經營，最盛時，有一百多家專營商號，清時稱為茶幫。而幫內又分榆（次）幫，太（谷）幫、祁（縣）幫。廣州有一條長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號、雜貨商、藥材商修建的。海禁未開以前的廣幫，如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的茶葉，如銷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潮幫商人又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轉銷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更是山西商人活躍的重要舞臺，揚州鹽商、江西茶商、福建菜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山西商人最為活躍。

對國外市場的開拓

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發展水準的另一個標誌是對國外市場的開拓。明代山西商人努力已發展到全國以至東南沿海。其時海禁森嚴，只限國內貿易。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7年（雍正五年）、1736年（乾隆元年）多次申禁，僅特許蘇浙閩粵人可以出海，故晉商北趨以求陸路與俄貿易。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自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以後，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往來，並許其互市。從此山西商人便開始向北活動。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兩國以恰克圖為貿易市場。直到1851年（咸豐元年），政府始終不收稅，商人獲利豐厚，也不像廣州那樣要經過行的剝削。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採購並加工包裝磚茶，由陸路一直運往恰克圖，銷于恰克圖市場。“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恰克圖位於中俄邊界，中俄兩國各建一城毗連，中國方面叫買賣城，俄國方面叫恰克圖，俄方恰克圖為正方形，以木柵為垣，中方買賣城為矩形，亦以木為垣。先後在這裡建立了許多大型商號。

恰克圖的山西商號

大升玉（榆次常家）永玉恒

福源德天慶隆

天和興祥發永

恒隆光（祁縣喬家）永光發

錦泰亨（太谷曹家）大泉玉（榆次常家）

久成興壁光發（汾陽牛家）

獨慎五（榆次常家）萬盛永（汾陽趙家）

大德玉（榆次常家）永玉亭

大美玉（榆次常家）公和盛

錦泉涌（太谷曹家）火成慶

大盛魁（祁縣史家等）廣金泰

興泰隆永和玉

公和盛大珍玉（榆次常家）

萬慶泰復沅德

公和浚

除中俄邊界的交易外，各商號在俄國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納烏、巴爾古今、比西克、上烏金斯克、聶爾皮斯克、彼得堡等城市都設有分號。輸出的主要是茶葉、綢緞、綾羅、絹紗、磁器、手工藝品、煙等，輸入的主要是哈喇、呢子、毛毯、嗶嘰、鐘錶、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恰克圖交易，開始時年交易額大約一萬盧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輸入1，484，712盧布，輸出為1，383，621盧布。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交易額達到1，28O萬盧布。徐溝縣“萬勝通”、“萬勝順”、“萬勝高”、“豫盛達”等就是專門在省內推銷俄國貨的“羌貸莊”。此外，山西商人對北韓、日本也有商品交易活動。對北韓主要輸出復布，輸入人參，榆次常家人稱“人參財主”。對日本貿易有文字記載的主要是介休范家，他壟斷對日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

壟斷對蒙貿易

漢民族對蒙古遊牧民族的貿易，一般都要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俗稱東口和西口，為商品交流的必經之地。張家口，據順治《雲中郡志》：這裡“商賈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隆世達居，婚嫁隨之。”道光《萬全志》說到張家口名商八大家時：“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鬥、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皆八家主之。”清入關以後。命范永鬥等為皇商，給予種種特權，允許其販賣食鹽，允許其在蒙．古森林淡水出售，允許其組織山西人到新疆從事貿易。“張家口最大的企業是山西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于清初開設至光緒末年倒閉，臨倒閉時，光頂身力之職員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末頂身力之職員亦在幾百人，有的說共職員一千人左右，有的說七八百人，是清朝時期對外蒙和俄國等地貿易的中國第二大型企業”。

這個時期“每天從外地進入張家口之皮張、藥材、雜物、牛馬羊等可售一幹兩銀子”。   其他商號如“長盛川”，“大感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內還有康熙皇帝賜予的雙龍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績。張家口城在清代的發展，是同山西商人對蒙貿易緊密相連的，張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錦泉興巷，就是山西貨幣商人建立起來的，並是以票號，銀號名稱來命名的。由張家口往北經多倫至齊齊哈爾、呼倫貝爾，是山西商人對蒙古東北部貿易的一條重要商路。呼倫貝爾城即海拉爾城，是1723年（雍正十年）因該地“水草豐茂，樹木叢生，禽獸繁殖，土地膏腴”，奏準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築土房為圍，劃清街道，把山西行商市易，為蒙旗會集場。……城週四裏余，就商戶市房為垣”。至今該地還有一個正陽街，為山西寧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習慣也流傳在當地蒙民之中。對蒙貿易的西口，即殺虎口，後改移歸化城。據《綏遠通志稿》說：“綏為山西轄境，放經商於此者多晉籍。其時販運貨物，經過殺虎口交納關稅後，至歸化城行銷無阻”。

這裡的山西商人，分行商與坐商。行商貿易於大青山後和西營一帶，需向綏遠將軍署領取理善院頒發的“龍票”，這種“龍票”不僅便於清政府管理，而且對旅蒙商也是一種特殊照顧，持此“龍票”貿易者，“蒙戶如有拖欠，札薩克有代為償還之責，且旗長對於此等商戶，純以禮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虧折，獲利巨厚。赴蒙古草原貿易者，其經營地域有前營、後營及西北營路之眾前營即烏裏雅蘇臺一帶，後營即科布多一帶，西北營路則是北雅爾、伊犁、古城子（奇臺）、紅廟子等處。這種貿易，“途中均無旅店可宿，須結駝隊運輸，自攜鍋帳”。“運輸之貨、以綢緞、布匹、茶、糠、煙為大宗，而以其他雜貨附之，運回者，以絨毛、0皮毛、各種牲畜為主。”從新疆方面回來的還有白銀、金砂、鹿茸、葡萄幹、杏瓜之類。運回之貨物在豐鎮、歸化、包頭出售。大約每年將二十余萬隻羊賣給京羊在。鹿茸開市之時，交易量日達二十萬兩白銀，甘草約五十萬銀元。上述行商之中，專門定草原到蒙民中去貿易的商人因為會說蒙古語，稱為“通事行”。當時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它創辦于康熙年間，1929年（民國十八年）倒閉。盛時駝隊有一萬六千到二萬峰駱駝。人們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夠用開十兩重的銀子空風良論到北京鋪一條路。其從業人員之眾，有六、七千人；其活動舞臺之廣闊，囊括內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爾喀四大部、唐努身染海、科布多、馬利雅蘇臺及烏魯木齊、庫車、伊犁、塔爾巴哈臺以至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內地有北京、山西、山東、河北、湖北、湖南、廣東等省。

山西人經商多之原因的幾種說法

山西人為什麼經商多？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山西商業資本的發展？社會傳說和文字記述有多種說法：

第一種，唐王朝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他們的不少好友夥伴都參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統一國家的鬥爭，李氏父子奪取政權後，這些好友也做了官，後來一些人在官場失意，走上了絲綢之路。“彼時蘇杭綢緞還未發展，所銷中亞一帶之綢子，多係山西上黨潞安一帶之綢子，以及河南魯山、山東濰縣綢子，其中潞綢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場而經營商業，會不會成為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數遠比政界人物為多，從唐初山西從政人物看不出與山西商人的因果關係，而且也沒有史料可資證明。倒是相反，商人資本發展，子弟入學讀書踏上仕途的卻有事例。

第二種，明末李自成的遺金是山西商人的原始資本。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一書中說：“李自成入北京，將明朝文武諸臣八百餘人持打求金銀，及李自成由山海關敗歸，將所掠及宮中藏的銀器等，熔鑄成餅，每餅重約千兩，共數萬餅，用騾車載走。清兵進至定州，李自成敗傷……自山西大道上經過時，……乃沿南山行走，至祁縣南二十里孫家河時，或者曾將現銀一部分遺棄，現在祁縣尚傳說元豐玖票號股東孫郅係孫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棄金。”據衛聚賢調查，孫郅的高祖孫高山的墓碑雲：“家道中落，未有厚產……乃走關東，經營產業，漸積萬金”，孫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麼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實，“有拾李自成遺金之可能。”晉商萬榮縣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業戶。民間傳說，“潘家發家的起因，是在萊河老城東門外靈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據《榮河縣誌》：“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榮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記載，潘家商業資本來自李自成遺金。日本《中國經濟全書》說，李自成軍隊經過山西，把從北京帶來的黃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裏，後康（亢）氏拾得黃金八百萬兩．成了票號資大的來源。李自成敗退時有無遺金，未見實證，即使真有遺金一事，亦非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的來源。因為明代中後期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此時尚無李自成起義，這是什麼原因？並且，有機會能夠拾得遺金的人畢竟是個別人，能成為山西商人資本的原始資本嗎？恐怕都是附會之詞。

第三種，是著名經濟史專家傅衣淩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時代的商人與商業資本》一書中說：“內地商業資本的發展，如山陜商人，則靠著寵大的農業地區為基礎以其地方的豐富資源，先由農業上的積蓄，逐漸地形成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國有很多地區農業條件比山西好，它們的農業積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卻沒有形成像山西商人這樣的商人勢力。

第四種意見，歷代王朝均以食鹽專賣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運城鹽池是山西商人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長蘆鹽、淮鹽比運城潞鹽在數量、品質、銷路上都要優越得多，為什麼在那裏就沒有出現著名商人勢力？相反卻由山西商人和徽州商人壟斷了淮鹽貿易？

第五種意見，認為山西的平陽、安邑、晉陽等地曾幾度建都，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這是造成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其實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後山西未曾建過都，但山西商人的發展卻是在宋以後，特別是在明清時代，這又如何解釋？

還有人說，山西人貧志劣，貪圖小利，善積蓄。這恐怕更是無法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