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老妖

【文／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譯／陳仲丹、周曉政】 與文明有關的疾病其出現要早於成文歷史，因為這種文明在保存下來的最早文獻之前已經存在。有關疾病及其某時產生嚴重後果的記錄，在人類發展的相當早的階段就出現了。已知最早的醫學教科書──中國的《神農本草》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0年，在韋爾科姆歷史博物館有一枚巴比倫的醫生印章大約也是這一時期的。在埃伯斯紙草書中提到過流行熱病，這一紙草書是1862年格奧爾格．埃伯斯在底比斯的一座墓穴中發現的。紙草書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但大部分內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獻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據記載有一種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殺死了這片土地上所有長子，從在位法老的長子到地牢中囚徒的長子，以及所有牲畜的第一胎。這是疾病影響歷史的一個例子，是上帝為勸法老允諾讓以色列奴隸離開而施於埃及人的最後一個可怕的天譴。在荒原上經過40年流浪和磨難之後，以色列人終於回到了他們的應許之地。 瘟疫使雅典帝國垮台 戰爭─瘟疫的序列在《聖經．撒母耳記》上卷中有很好的記載。我們知道大約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對腓力斯人開戰，被打敗。之後以色列人帶著他們神聖的約櫃再次對腓力斯人開戰，但又遭受失敗。腓力斯人擄獲了約櫃，把它抬到亞實突，那裡立刻爆發了疫病。於是應公眾要求，約櫃被移到迦特，然後又送到以革倫，這兩個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襲擊。在經受了7個月的苦難後，腓力斯人得出結論，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把約櫃送還以色列。約櫃被送到伯示麥人約書亞的田裡，受到殺牲迎接的禮遇。但好奇的伯示麥人觀看了約櫃，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懲罰。疫病似乎傳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約5萬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發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響歷史的一個明顯例證。公元前5世紀初，雅典帝國正處在權力的鼎盛時期。在馬拉松和普拉提亞的陸戰和薩拉米斯的偉大海戰中，這個希臘小國打敗了力量強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開明統治開始於公元前462年。在他統治時，被波斯人毀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廟，靠著建築師伊克提努斯和藝術家菲迪亞斯的天才被恢復了，但希臘的這一黃金時代太短暫。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這是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古希臘強國間的內部鬥爭。斯巴達是有優秀陸軍但沒有艦隊的尚武國家，雅典則是有強大海軍但陸軍較弱的海上強國。由於雅典的陸上防禦幾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過海運獲得充足的供應，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陸上交戰，又不會因挨餓而屈服。在陸地上打防禦戰，在海上打進攻戰，她就能不費多大力氣打敗斯巴達。在戰爭的第一年，結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陸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陸上的防禦政策必然導致雅典人擠在城牆裡，受到包圍。 災難在公元前430年降臨。瘟疫被認為開始於埃塞俄比亞，從那裡傳到埃及，再由船經過地中海傳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時間，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或許是2／3。更可怕的是災難導致了人們的精神崩潰，在疾疫大流行時出現這種現象並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了這一恐怖時期的雅典人：「……對神的畏懼和人為的法律對他們已沒有了約束力。對神，他們認為敬不敬神都一樣，因為他們看到所有人都會同樣死去。對於人為的法律，沒有人會預料到能夠活到為犯的罪受審判時。」修昔底德還提到，即使是最穩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終日沉湎於暴食、酗酒和淫亂之中。 當瘟疫看來已被制止時，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強大的艦隊去攻占斯巴達人占領的波提狄亞據點。但在海軍剛揚帆時──準確地說是剛划槳時──瘟疫就在船上流行開來，來勢之猛使得艦隊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艦隊去埃及道魯斯時發生了類似的災難，「瘟疫不僅奪走了他手下人的命，還奪去了與他們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這時可能也被傳染，他被認為在公元前429年死於疫病。 這次天災的性質不明。在名醫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這件事。據修昔底德描述，病症來勢凶猛，病人發熱，極度口渴，舌頭和喉嚨「充血」，身體皮膚的顏色紅中泛灰，最後長出膿疱潰爛。各階層的人都會得這種病，包括富人和窮人。醫生們無能為力，他們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凶險的猩紅熱，可能因為這種傳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現，所以極為致命。其他被推測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傷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種已消失了很長時間的疾病。但不管它屬於何種病症，這種傳染病都來自另一產生了這種疾病類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機會產生出免疫力，所以這一疫症也就特別有爆炸性。當這一傳染病再次出現時，倖存下來的人已逐漸增強了抵抗力，所以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麼致命。 無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對雅典帝國的垮台有影響。瘟疫害死了這麼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氣消沉，尤其是破壞了海軍的戰鬥力，這就使雅典不能對斯巴達進行決定性的打擊。戰爭拖延了27年，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戰敗告終。雅典的海軍和海外屬地都被剝奪，陸地上的防禦工事被夷為平地。對後人來說，幸運的是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衛生條件不夠完善成為致病主因 無論就其範圍還是影響的久遠，在歷史上最驚人的事件之一是羅馬帝國的覆滅。對帝國覆滅的原因，歷史學家過去論了許多年。我們在這裡只探討與疾病及其預防有關的前因後果。 公眾健康和衛生條件在公元300年有了較大改進，後來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再次發展到這一水平。羅馬浩大的引水系統大排水渠（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六世紀開始動工，發揮著現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國的許多地方都有這類工程。在公元79年被維蘇威火山爆發毀掉的龐培和赫庫蘭尼姆廢墟上，人們發現了一個連接各噴水櫃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統。約在公元70年衛伯鄉皇帝統治時，在羅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硬池的建築，人們進去要付一點錢。與之相比，倫敦直到1851年大博覽會時才有公共廁所。這年，在貝德福街為女士、在艦隊街為男士作為嘗試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費為「如廁」（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條熱毛巾4便士，建造費用花了680鎊。盡管這些廁所離海德公園的博覽會有段距離，但在5個月內上廁所的收費就有2,470鎊。 清潔依靠足夠的水供應。羅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條將潔淨水送進城中的水道。在公元紀年開始時有6條水道，到100年後有10條水道，每天供應2.5億加侖的水。公共浴場用去其中一半的水，剩下的供應200萬居民，每人50加侖。這一數量是今天倫敦或紐約一個市民的用水量。1954年，這些水道中的4條得到維修，被用來滿足現代羅馬的需要。卡拉卡拉時的浴場從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後戴克里先時建的浴場房間超過3,000個。這些浴場很像現代的桑拿浴室，伴隨著羅馬文明的滲透而傳播，有些地方因其溫泉或礦泉水的治療功效而聞名。有幾個地方如英國的巴思和德國的威思巴，今天仍以療養溫泉享有盛名。 巨大的羅馬城雜亂無章地發展成為街道曲折、狹窄的房屋骯髒的城區，其中幾乎有2/3在尼祿統治時被大火燒毀。比1666年大火後的倫敦幸運的是，羅馬按照一個傑出的計畫被重建為一座有著筆直、寬敞的街道和寬闊廣場的城市。市政官監督公共道路的清潔工作，他們還負責控制食物供應，制訂條規確保易腐食物的新鮮和優質。其他有關公共衛生的規定還有禁止在城牆內掩埋死者，這就使羅馬人普遍採用更衛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傳播肉體復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時，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與中世紀的巴黎或十八世紀的維也納相比，在潔淨、衛生和供水方面，羅馬與二十世紀的倫敦和紐約更為相似。羅馬人是第一個大規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們或許是通過痛苦的親身經歷，很快就認識到，沒有潔淨水的供應、清潔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統，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個公元一世紀的羅馬人會無法容忍一個十七世紀的倫敦人的生活條件，但他們有一點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羅馬水道中流淌的看來是潔淨的人，假如恰巧來自一個汙染的水源，那麼羅馬人就會與從混濁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倫敦人冒同樣的風險。在羅馬帝國漫長的遭受瘟疫肆虐的衰敗年代，這種缺乏基本知識的狀況使其出色的有關衛生的措施全然無效。 可以把羅馬想像為坐在網中央的一隻臃腫的蜘蛛。在羅馬擴張的鼎盛時期，這具網從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蘇格蘭邊境，又從東面的裏海和波斯灣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瀕臨海洋，南面和東面臨近廣闊的未知大陸，在那裡居住著不太開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亞洲的野蠻部落。在遠方，印度和中國的文明處在熹微不明的影跡之中，漫長的陸上邊境由駐在戰略要地的駐軍控制。如同蛛網細絲反轉回去，從這些邊境駐地經軍團修築的筆直的道路，從非洲和埃及經海路，條條路徑都通向羅馬。 災難也就因此而生。在廣闊的偏僻地區隱藏著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區的軍隊也遭到當地居民的進攻，他們或乘船或通過陸路調遣，這些路是為人們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過著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卻沒有最起碼的防治傳染病的手段。假如相關的環境是這樣，強國羅馬最後一個世紀的歷史成為一個有關瘟疫的漫長故事也就不足為奇。 安東尼疫病 在公元前一世紀，一種異常危險的瘧疾似乎在羅馬附近的低濕地區流行，並在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後不久造成大流行。傳染範圍好像侷限在義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羅馬的蔬菜供應地坎帕尼亞死了許多人，整個地區都被拋荒，成為名聲不佳的瘧疾流行區，直到十九世紀末情況才有所改觀。 雖然同樣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為瘧疾，一度在整個被征服地區出生率不斷上升時，義大利─羅馬人胎兒的存活比率卻在急劇下降。而且，因難以治療的瘧疾引起了人們身體長時間患病和虛弱，縮短了人的壽命，使得國力衰退。到四世紀，有強大戰鬥力的軍團不再由義大利人組成，不單是士兵，連軍官也來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瘧疾而不是傳說的從東方進口的墮落奢侈品，造成了羅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現象。 瘧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個危險卻來自遙遠的東方。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的民族出現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出發，可能是被疾病或飢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們壓迫居住在歐亞大陸中部的阿蘭人的日耳曼部落、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發動了一場不留情的西遷運動，最終覆滅了羅馬，將帝國分解為一批相互征戰的國家。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種他們不知道的歐洲疾病。451－452年間，在阿提拉率領下，他們向西遠達高盧和北義大利，但在入侵羅馬城前就退了回來，其原因顯然是遇到了傳染疾病而不是防禦戰事。 安東尼疫病，有時又稱蓋倫醫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帝盧西烏斯‧維魯斯駐紮在帝國東部邊境的軍隊中流行。在兩年中，這一疾病侷限於東方，給阿維狄烏斯‧克勞狄指揮的一支軍隊造成極大破壞，這支軍隊是被派去真壓敘利亞的一次叛亂的。這種傳染病隨著這支軍團傳回來，傳遍了鄉村，166年傳到羅馬。很快它又波及到已知世界的各個部分，使得死亡人數如此之多，以致從羅馬和其他城市中不斷運出一車車屍體。 這次天災很著名，因為它使羅馬的防禦線出現了最早的裂縫。羅馬帝國直到161年一直在繼續擴張並確保其邊境。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進攻義大利東北部屏障。畏懼以及渙散使得羅馬軍隊在8年內都沒有反擊。169年，一支強大的羅馬軍隊被派出去對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但看來是軍團帶來的疾病起了作用，因為許多死在戰場上的日耳曼人未被發現身上有傷。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後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人是高貴的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絕看兒子以免兒子也得病。這一瘟疫在短時間的緩解後，189年再次發作。這場病的第二次流行範圍沒有那麼廣，但對羅馬城影響更烈，在高峰時一天就死了2,000多人。 醫生蓋倫的名字與164～189年瘟疫相連不僅是因為他躲過了這場瘟疫，還因為他留下了對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狀是發高燒，嘴和喉嚨發炎，口渴異常並且腹瀉。蓋倫還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乾燥的，有些化了膿。他推測許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這些地方與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無疑疾病源自東方並且使人的皮膚化膿，這就使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種病是天花流行的最早記錄。 一種觀點認為，因為惡性的天花疫病出現在蒙古，這種病迫使匈奴人西遷，傳給日耳曼部落，再傳染給羅馬人。但與這一觀點不合的是，後來羅馬人發病的後期症狀與十六到十九世紀歐洲人得天花的後期症狀毫無相似之處。但正如我們要在後面的一些章節中看到的，一種疾病第一次出現的形式和過程常與人們熟知的這種病大為不同。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