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傳佛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曆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中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诃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傳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迹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人。經典的傳人，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爲何經，已失傳無聞。曆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爲佛法傳人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爲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人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爲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爲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爲博士；並爲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于律學，譯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制，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枷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爲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乘經律，共88部，l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爲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屁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爲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方朝後，即下诏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3）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明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炀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爲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1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複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沼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宮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入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 因此爲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獎、義淨)不辭艱辛去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士地財産，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 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余所，沒收寺産，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昙鸾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禅門五家”，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 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榮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繼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並使張從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l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禅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台、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華嚴)禅一致”、“淨禅一致”，因而廣爲流行華嚴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爲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爲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禅、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宋以後禅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士，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禅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它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谧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爲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以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谧的《三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衆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甯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禅、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鬧、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産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人，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 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 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證的印度在華僧入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余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爲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于東漢桓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谶。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爲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谶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元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股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 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爲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學命題和般若理論有密切的聯系。
三國吳支謙于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于大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淨士等大乘經典。後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羅什至長安，以後十余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昙無谶于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谛于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後，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竟相研習，形成天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人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三藏漢譯多屆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余卷，則多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爲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爲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曆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趙城藏》共6004卷；元《普甯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余卷，集漢譯佛典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