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兩岸近代史研究要徹底擺脫“土匪史觀”
蔣介石近代史土匪國民黨共產黨日記列印小字體大蔣宋孔陳四大文檔先後入駐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最為矚目的蔣介石日記已開放到1945年。本專題全面展示日記內外的傳奇。
包羅宏富的胡佛“近代中國文檔”業已成為近代中國記憶的第三中心，學者認為這些史料足以改寫近代中國歷史。
南方週末：蔣介石日記開放已經兩年。作為蔣介石研究權威，您與臺灣史學家呂芳上先生對蔣日記開放的評價非常接近，您說“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呂先生說“民國史應該重寫”。
楊天石：蔣日記記載了國民黨在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要政治活動的內幕和決策過程，有助於我們瞭解蔣介石的生平、思想和他隱秘的內心世界。比如，開羅會議之前，宋子文突然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如此重要的會議，中國的外交部長卻沒有參加。中美許多人都在猜測，宋為何失寵？蔣宋之間發生了什麼？這種猜測即使在宋子文檔案全部開放後也沒有解決，為什麼？這要看蔣的日記。因為，蔣日記記錄了這一時期蔣宋衝突的原因及其過程，使我們知道，原來是因為史迪威的去留問題。
中國近代史原來的解釋，建立在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基礎之上。在近代中國，國共兩黨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對立最為嚴重的時期是1946年到1949年這一段，任何一方都試圖打倒和消滅對方，你死我活。在這一情況下，兩黨都對中國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釋視角，都要運用歷史為當時的政治鬥爭服務。因此，這個解釋的特徵概括來講，可稱“土匪史觀”：彼此互稱為“匪”，“蔣匪”與“共匪”，其核心為一個“匪”字。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教授曾說：“多年來的中國近代史貫穿了土匪史觀。”雙方歷史學家都在努力證明對方是“匪”，而不是今天國共兩黨和解後的“貴我兩黨”。在這種“土匪史觀”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結論怎麼能站得住腳呢？比如，我們曾經稱國民黨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最近幾年，甚至還有這樣的觀點：“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是假抗戰，不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國主義主子的指使”，這種史觀導致出很多荒唐、謬誤的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南方週末：您是什麼時候提出要重新、科學地解釋近代史？有何背景？史學界有沒有不同意見？
楊天石：是我在1995年赴台參加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研討會期間提出的。那次會議，大陸有31名歷史學家參加，規模龐大。當時一位臺灣的年輕學者非常興奮，在中研院樓上開玩笑地高喊“‘共匪’來了”。我得知此事後在會議閉幕式上發表過簡短講話。我說，過去，國共兩黨彼此都叫對方為“匪”，歷史證明，兩方都不是“匪”。張玉法院士在我後面講話，他把這種中國人互稱為“匪”的情況，總結為“土匪史觀”。從那以後，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寫中國近代史，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發展和進步，許多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不能不承認，我們有些著作的觀點仍然很陳舊，保留了“土匪史觀”這樣那樣的影響。極少數研究者，甚至還想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紀50年代。
南方週末：與傳統的歷史觀相比，你對研究國共關係、研究蔣介石和國民黨乃至整個近代歷史作何評價？
楊天石：比如對蔣的評價，有些人說他是“頭號戰犯”、“千古罪人”、“民族敗類”等等，可這些人不知道，抗戰初期，蔣曾被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稱為“民族統帥”和“偉大領袖”呢。1945年重慶談判時，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交的談判條件，其中就有承認蔣先生的領導，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地位。後來蔣介石打內戰，對他的評價才變得很壞。因此，我們今天研究歷史，不能把某個特定階段的政治鬥爭語言當成終極的歷史結論，同樣，研究近代史上的國共關係，也不能局限於某個特定時期、某個特定事件，而應該通觀全局，著眼於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並且以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作為基礎。
我研究民國史、國民黨史、近代史已逾30年，正在從大量的個案研究轉向整個近代史，當然，個案研究仍然十分重要。蔣介石是孫中山之外國民黨歷史人物中最重要的一個，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決策人，研究他，可以把整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國共關係史、抗戰史、臺灣史的許多方面的研究帶動起來，對進一步推動中共黨史的研究也有很大意義。這就是我為什麼投入這麼大的力量研究蔣日記的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需要進一步推進。對近代史進行新的解釋的立足點，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科學的抽象、概括的結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前言中說，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原則應該服從歷史，而不是歷史服從原則。這是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是“真馬”。讓歷史服從原則，根據主觀意念、主觀需要演繹歷史，曲解歷史，那是“假馬”。
南方週末：面對複雜的歷史，舊的解釋存在哪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楊天石：歷史像流水，逝者如斯夫，消失的歷史如何還原，要靠扎實的資料。舊的解釋產生於政治鬥爭中，資料利用方面難免片面性。因此，要全面性地佔有資料，比如研究國共關係史，除了看中共的資料，還要看國民黨史的資料，反之亦然。使用資料片面，結論就難以避免片面。除此之外，還要警惕先入為主的觀念。比如戊戌政變關於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真實情況，袁本人在《戊戌日記》中有詳細記錄，而梁啟超也有《戊戌政變記》，歷史學家先入為主地認為袁為賣國賊，其日記不可信，普遍采信梁啟超的記述，事實證明，恰恰是袁世凱講了真話，梁啟超講的是假話。因此，資料的真實與否和人物的政治態度不一定有必然聯繫。
我在著作中比較多地利用蔣日記，也聽到一些意見。有些是善意的提醒：蔣日記可信嗎？但是，也有個別人發表文章，指責我用蔣日記寫作，就像《三國演義》中的蔣幹盜書一樣可笑，好像蔣介石記了一輩子日記都在造假，是有意留給後人的假資料；好像蔣當時就想到，他將來會失敗，因此有意編造日記，留給像我這樣的大陸歷史學家替他塗脂抹粉似的。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才“可笑”，他根本就不看蔣日記，憑感覺就可判斷其真偽。
過去寫抗戰史，常見的情況是，一方說對方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另一方又指責對方“游而不擊”，“假借抗戰之名行破壞抗戰之實”；互相貶低，互相攻擊。或者是互相爭功，總想把自己的功勞說得更大，更突出。與這些情況不同，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這個概括就很公正、公平，符合歷史真實，完全擺脫了過去的“內戰思維”。在海內外，特別在海外產生了良好影響。
南方週末：您曾多次赴美國胡佛研究院查看、摘錄和研究蔣日記手稿，對其真實性如何判斷？
楊天石：蔣日記有相當大的真實性，這是兩岸幾位看過蔣日記的學者的共識。他的日記長達五十多年，一個人天天寫假日記，這可能嗎？他的日記不但生前沒有公佈，現在的開放也是蔣家家屬在屢經動員下拿出來的。當然真實不能與正確畫等號，蔣雖然在記錄其行為、思想、內心活動時不說假話或很少說假話，但我們並不能認為他每句話都是對的。
南方週末：對蔣日記接下來預計開放的1945年抗戰後的部分，您最關注的是哪些內容？在此前查看時，有沒有令您特別驚訝的發現？
楊天石：我始終關注胡佛公開蔣日記的進度。下一個階段的開放也非常重要。我關注的要點包括：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蔣內心的真實想法；三年國共內戰是如何打起來的，蔣的內心變化；國民黨曾經標榜還政於民，還頒佈了一部憲法，蔣是如何想的？還有當時的中美關係、國民黨內部的政治鬥爭、臺灣“二•二八”事件等等。
要真正看懂蔣日記，除了日記手稿，還要全面地查看其他相關史料。將日記及相關資料比較、勘驗也很重要，有時候日記中只有一句話，沒有資料輔助就很難明白。舉個例子，蔣日記中有一句話：“蕭、孔見解之庸，幾何不為敵方所輕！”對這句話的正確理解是：1938年底，汪精衛逃出重慶，到上海，日本人以為奇貨可居，支持汪成立漢奸政權。為了利用汪分化國民黨，日本軍部派出代表和知鷹二赴香港找到國民黨代表蕭振瀛（原天津市長），表示只要蔣與日和談，日本可以不支持汪，甚至除掉汪。蕭報告給孔祥熙，孔於是給蔣寫信，建議派人到香港與日本和談，蔣在孔來信上批示說：“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只有理解了這一切，才能看懂蔣上述的那段話。
蔣日記有助於我們瞭解其內心活動，特別是一些重要決策時的想法。比如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參加談判，43天后安然返回延安。但蔣其實想扣留毛，而且想治他的罪。蔣在重慶談判時的日記顯示，他對毛的最初方針是“誠懇”、“忍耐”，後來逐漸發展為“扣留、審治”，過了幾天，又變成“授勳”、“禮送”。這兩個180度的大轉變，對研究蔣的性格很有幫助。此前，沒有任何人知道上述情況。在蔣日記中，還有很多這樣類似的情節或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