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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鳳凰周刊》

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先生，這兩年似乎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不但頻繁現身于大大小小的重要佛事，還寫下好幾篇文章，成爲佛教的“義務宣傳員”。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余先生接受了《鳳凰周刊》的獨家專訪，暢談了他心中的佛教。


佛教與我的生命俱在
　　鳳凰周刊：您這兩年經常參加與佛教有關的活動。請允許我問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您信佛麽？
　　余秋雨：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我這麽說吧，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庭，都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是一個和我的生命俱在的宗教，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寄托都和佛教有關。我沒有皈依佛教，但是我對它有著高度的評價和巨大的尊重。　　　　
　　鳳凰周刊：您最尊重佛教的哪些方面呢？
　　余秋雨：我最敬佩它在中國民間社會文明的延續中起到的無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想用一個我個人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你知道我的故鄉余姚，出過黃宗羲、王陽明這樣的“大儒”，但到我出生的時候，方圓幾十裏的土地上，幾乎沒有人知道那些大儒的名字，甚至連認識字的都沒有幾個。在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的世道中，唯一與文明有關的痕迹，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成年後每每念及于此，我就不得不感謝佛教，感謝它在普通民衆的心間建立起來的精神秩序。
　　鳳凰周刊：想想有點不可思議：相比較其他的重要宗教，佛教的義理可以說是最高深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智者宗教，竟會如此深入中國的民間百姓。　　
　　余秋雨：你所說的這一點，牽涉到我對佛教另一個重要的興趣點，那就是，佛教究竟爲什麽能夠傳入中國，並在這裏生根發芽。如果佛教傳入的是一個文明的荒漠，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但是，佛教在傳入中國的時候，中華文明已經是一個超濃度的存在了。諸子百家早在公元前就已經完成構建，讓中國成爲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諸多學派的文明體。佛教能夠傳入這樣一個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樣、自身文化已經超濃度的地方，並且不是一般的傳入，而是廣泛的傳入——這是奇迹，文化的奇迹。這樣一個奇迹爲什麽會發生？這個問題非常吸引我。
　　鳳凰周刊：按照邏輯推理，佛教必定是具備一些諸子百家所構建的中華文明中不具備的東西。
　　余秋雨：非常正確，佛教具有特殊魅力。在對人生的關注方面，它補充了中華文化的嚴重不足。你發現沒有，我們的諸子百家，沒有特別關注人生本身的。道家，道法自然；墨家，提倡“兼愛”；儒家，主要講的是治國平天下；那麽多的先哲，唯獨就沒有專門研究生老病死的。在這一點上，佛教大幅度地補充了中國文化的因素。
　　鳳凰周刊：沒錯，佛教聚焦于人間的生、老、病、死，非常的專注和純粹。
　　余秋雨：而且痛快！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有許多的學派，衆說紛纭，但因爲語言太多，有些道理就講得不太痛快。而佛教非常痛快，生、老、病、死，就四個字，但足以振聾發聩；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都無法對這四個字等閑視之。它的義理也很痛快：每個人在人生的旅程中都會遭遇到大量的災難，這些災難可以用一個字加以概括，那就是“苦”；而苦的原因也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欲”；而要擺脫這個“欲”，就要把這個世界看得簡單一點，也就是“空”。多麽簡單直接，多麽痛快淋漓！



台灣讓我對佛教前途産生憧憬
　　鳳凰周刊：對于佛教的智慧和慈悲，以及它在中華文明史中的價值和地位，我們已無需多言；不過在今天，我們更關注它在現代文化語境中的傳播。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古老的佛教好像有點跟不上時代。　　
　　余秋雨：佛教的式微，其實從明清末年已經開始了。晚明以後，東南一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橫行，修佛成了一種祈財求福的手段，由此出現不少直接對應功利目標的經文和門派。這種勢頭從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來是爲了引渡衆生放棄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過來，竟然出于貪欲而拜佛。　　
　　鳳凰周刊：您說的這種情況，在今天實在是太普遍了。佛山名寺一片香火旺盛，卻全爲了升官發財。窮苦人看著動辄幾百元一柱的香，只能望而卻步。　　
　　余秋雨：是的，而與此同時，許多佛學大師鑽研和講解的經文，一篇篇都好像天書，一般人難以理解，更別說接受。這兩種極端，共同構成了佛教的頹勢。　　
　　鳳凰周刊：我還想提到一點，就是佛教的老年化問題。許多人現在一想起佛教，就覺得那是老太太的宗教。但佛教原本是一個年輕人的宗教，佛祖在菩提樹下悟道的時候只有24歲，六祖慧能得到衣缽的時候只有26歲，玄奘踏上西天取經之路時也是個年輕的小夥子。從什麽時候開始，佛教慢慢遠離青年了呢？　　
　　余秋雨：如果我們回到釋迦牟尼那個時候，當年他傳教的時候，那個弘法隊伍處在一種生機勃勃的、充滿朝氣的、行動團隊的狀態。那個團隊充滿歡樂，充滿行爲，于是就非常容易把青春的生命裹卷起來。然而，在那之後，很多的大師對佛教進行研究和注釋，讓佛教越來越高深。高深當然很好，但是當它高深到需要很多人花畢生的心血才能取得發言權的時候，這種最講究緣分的宗教就慢慢離開了那些剛剛走入人生的人——也就是年輕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總是以爲佛教是對苦難的回答，而年輕人還沒有經曆過足夠的苦難，苦難總是寫在你說的那些老太太的臉上。這樣種種的誤會組合成了整體上的隔閡，好像佛教和年輕的生命關系不是很大。
　　鳳凰周刊：當佛教遠離窮人、遠離青年、遠離那些知識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時，它其實已經遠離了大衆。
　　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爲，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國繼續傳播乃至發揚光大，應該學習一下西方宗教的傳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國的傳播方式。話說回來，今天的台灣傳播佛教的方式，就已經很值得大陸這邊學習。　　　
　　鳳凰周刊：您好像很了解台灣對佛教的弘法傳播。能否簡單地介紹一下？
　　余秋雨：我就以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與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爲例，這兩個佛教組織都擁有百萬信衆。證嚴法師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現在“救助”二字上。慈濟功德會以醫療爲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任何地方發生災難，它一定爭取在第一時間趕到。我們承認，證嚴法師和慈濟功德會把佛教精神簡化了，但這種簡化讓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記得住。
　　星雲大師傳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辦學。我到台灣，曾經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他們一個個都笑得那麽澄澈，每天忙著利益衆生的大事小事，想出佛茶、滴水書法等開導人心的弘法手段。人類的毛病，說到底不就是兩個麽？一個是“病”，一個是“笨”。證嚴法師更多地針對“病”，而星雲大師更多地對“笨”開刀，他們兩人在這兩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範。　　
　　鳳凰周刊：而且他們都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去解釋佛教，讓這種高深莫測的教義一下子貼近世俗民心。我聽說，星雲大師當年在傳教的時候，會騎著一個三輪車，一路走，一路講。
　　余秋雨：對，無論是證嚴法師還是星雲大師，都沒有停留在中國文人曆來喜歡的高談闊論、玩弄概念上。他們切切實實地做事、傳教，是毫無疑問的行動派。
　　鳳凰周刊：這讓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過去兩千多年的時間證明了佛教的曆史重要性，而這些大師今天的實踐，證明了佛教的現實重要性。
　　余秋雨：你說得非常好。在我看來，這種證明已經展現得非常輝煌。台灣經曆了如此複雜的現代轉型和內外沖撞，爲什麽仍然沒有渙散？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這樣現實的例子和榜樣，讓我對佛教的前途充滿喜悅的憧憬。



佛教應吸引第一流藝術家
　　鳳凰周刊：宗教傳播還有一種經典方式，那就是藝術傳播。佛教要在今天繼續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不是仍然可以依靠藝術？　　
　　余秋雨：這是必然的。並且在這點上，我們不得不好好學習西方的宗教。他們找到了佛教不太有的一個魅力，那就是大量世界第一流藝術家的介入。文藝複興時期頂級的藝術品，其實都是宗教畫、宗教雕塑；古典音樂的黃金時期，巴赫、莫紮特等人所做的音樂，大部分也都是宗教音樂。這些美麗是連宗教之外的人都怦然心動的。相比之下，佛教藝術要弱一些，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世界性的佛畫或佛曲。　　
　　鳳凰周刊：佛教藝術也很棒啊！敦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麽？　　
　　余秋雨：敦煌當然很棒。但我的觀點是，佛教藝術比起基督教藝術、伊斯蘭教藝術來，還差了那麽一截，尤其在音樂方面。我們說佛教音樂是“西天梵音”，但實話實說，它感動人的力量，偉大蒼茫的力量，比起巴赫的《受難曲》、莫紮特的《安魂曲》等就有點不夠。當然，這其實有著曆史原因。　　
　　鳳凰周刊：什麽曆史原因？
　　余秋雨：佛教本來是不在乎藝術的，對萬物都看得比較穿嘛！它的藝術起源于犍陀羅，這個地方現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我曾經去考察過。犍陀羅在公元前4世紀，遭遇到了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的東征。亞曆山大東征的軍隊中有古希臘的文化大師，也有古希臘的雕塑和繪畫，由此把藝術注入了佛教文化。從那時起，佛教才開始有了形象感。最早的釋迦牟尼雕塑帶有希臘雕塑的特征，鼻梁很高，眼窩很深，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你還能看到希臘廊柱。總而言之，當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組合在一起，才出現了佛教造型藝術。這個起源給我們一個體會，那就是跟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比起來，佛教藝術總的說來屬于“後起”。也許正因爲這個原因，在世界性的震撼度上，佛教的實際行爲超過它的藝術成就。
　　鳳凰周刊：這背後的深層文化原因又是什麽呢？會不會是因爲西方人本來就比我們更熱愛藝術，更尊重藝術家？我知道英語裏，上帝和藝術家甚至共享一個稱謂——Creator。
　　余秋雨：有這個可能性。你去意大利佛羅倫薩的聖母百花大教堂，看那上面的壁畫，上帝的下面是藝術家，然後才是聖徒。這說明，西方的宗教界對于藝術家有著極高的評價。不過，他們的藝術家也明白，最頂級的藝術就是追求彼岸世界，于是當他們以宗教爲題材的時候，就開創了人類最高峰的藝術。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不認爲現在的佛教界應該懇求著、尋找著大藝術家來參與佛教藝術的創作，因爲倒過來，藝術的終極目的也總是和宗教情懷相關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藝術家也應該主動向宗教靠攏。這是一種雙向的高度的融合。　　
　　鳳凰周刊：事實是，確實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主動投入佛教藝術的創作中。比如這次論壇舉辦地——無錫梵宮，就凝聚了許多藝術家的心血，並且受到媒體的贊歎和好評。您對梵宮怎麽看？　　
　　余秋雨：還不錯，但還是有點小問題。我覺得，這個建築空間裏呈現的信號過于密集，引導員的講解又過于具體——又要講佛經傳說，又要講建築特點，要推廣宗教理念，還要介紹景泰藍、東陽木雕等工藝品的制作方法——給人的聽覺和視覺造成了擁塞的壓力。佛教場所原本需要的是一個大空間，讓人們在裏面心靈疏松，以幹淨的心態去接受佛理；現在這樣，似乎與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空靈感有一些距離。簡而言之，現在應該做減法，而不是加法。　　
　　鳳凰周刊：話說回來，藝術一定需要宗教情懷麽？蔡元培先生曾經提倡“以美育替代宗教”，您對此怎麽看？　　
　　余秋雨：蔡元培的這個觀點，我當然不同意。“五四”一代往往過于簡單，比如魯迅會說梅蘭芳是“梅毒”。我們只能肯定蔡元培先生弘揚了美育這一點。至于宗教，那當然是不能被替代的。　　
　　我盼望見到中國的宗教界與藝術界的雙向融合，因爲一方面，佛教藝術確實有待于提高；另一方面，中國本身的藝術也有待于增加宗教精神。缺乏宗教精神，可能是中國藝術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始終沒有好藝術是在彼岸的。唯一對彼岸世界有過朦朦胧胧的向往的，古往今來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曹雪芹。他在《紅樓夢》裏勾勒出一個太虛幻境。賈寶玉到底到哪裏去了？應該是到那裏去了。曹雪芹有這樣一個天才的感覺，那就是只有到彼岸，才能結束他的藝術。　　
總而言之，我無法想象，一個最好的藝術，會離開宗教情懷，離開了對彼岸世界、對終極狀態的關懷；我也無法想象，一個人會拒絕這種藝術，因爲如果那樣的話，他是在拒絕文明。宗教加藝術，或者說藝術加宗教，就是人類精神的終極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