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想说

1971年9月13日淩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裏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徹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鄧小平夫婦在他們“下放勞動”的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內，“享受”了一次相當“革命群眾”的政治待遇——和該廠全體工人一起聽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傳達。這時，已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50余天了。對此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飽經風雨的鄧小平只對家人說了八個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初步糾正。就在領導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給予極大的關註，千方百計為他們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創造條件。

    1972年1月6日，長期受林彪一夥迫害的原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不幸病逝。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突然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稱陳毅“是1個好人、是1個好同誌”。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劃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在場的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個信號。他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這是一件對現在，對將來的中國政局都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關全局大事。為此，他多麽希望這些老同誌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區被“下放”達3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親筆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也向黨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指出：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4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最終決策者。

   據鄧小平女兒毛毛撰文回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家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較以前逐步好轉”。隨後，中央又批準鄧小平提出關於讓其子鄧樸方回京治病的請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裏，批判極左思潮繼續在落實幹部政策方面進行，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文革”中屢遭批判的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誌、廖誌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誌，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面，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出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復出，復職。

    對於解放老幹部的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裏，周恩來可以說是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比如，在具體步驟、方法上，他就作過這樣的說明：“落實幹部政策，上頭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確了；‘標桿’有了，下邊就會跟著落實。難度大的，先從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決了，難的也就容易。”

    “從上到下”。最“上頭”為誰？此時非鄧小平莫屬。自毛澤東作出關於鄧小平同誌的“八?一四”批示後，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這一最大的“標桿”，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實”過程中，卻首先在黨內高層受阻尤其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後，他不得不繞開“難度大的”，走“先易後難”之路；即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全局。

   從事情的內在聯系上看，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和鄧小平“復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對周恩來來說，“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廣大老幹部，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鄧小平的復出，無疑將對這場鬥爭產生極為有利的巨大影響。

    對於江青一夥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然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幹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復出”。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起伏，在解決鄧小平的問題上，便悄悄地集中了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種種矛盾和沖突。這樣，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重要批示），即遲遲不見“下文”。似乎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示被“擱置”了四個月之後，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書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誌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誌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
   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誌註意幫他治好。王良恩同誌了解其情況，可問他關於震林同誌一家的近情。
   鄧小平同誌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周恩來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及毛澤東於“昨晚”（即12月17日）談及譚震林——這位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時，又著意提到鄧小平。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昨晚”的談話中未必提及鄧的問題；而周恩來信中卻強調毛澤東過去“曾提過幾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個月前他對鄧小平來信作的長近200字的批語。周恩來之所以舊事重提，要求“考慮”鄧小平的問題，正表明他對這件事情的不同尋常的關註，由此，產生了他極力推進鄧小平復出的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

    終於，歷史叩開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大門。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當然，這也許已是一貫沈穩而不動聲色的鄧小平早在預料之內的事情了。幾天後，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車，離開伴他度過了整整3年多時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將軍樓”。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式告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汪東興，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同誌回京後的住所；並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專門討論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問題的《決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來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盡管政治局裏充滿了鬥爭，然而，最終的結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沒有為鄧小平的所謂“錯誤”進行平反；相反，《決定》還以落實對犯錯誤幹部的政策為其出發點，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表明當時對解決鄧小平問題的一種歷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據中央這個《決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得以復出的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論點和做法的一種否定。它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無疑是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葉劍英主持。

   周恩來的這個舉動說明了什麽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在親自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工作，致使身本每況愈下，多次出現便血癥狀。1972年5月，醫務人員首次在周恩來體內查出癌細胞。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勸戒。同時，醫務人員也一再提醒他減少工作，配合治療。但周恩來卻毫不在意，仍堅守“崗位”。直至鄧小平復職一事終成事實，心力交瘁的周恩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這就再次說明，解決鄧小平問題在周恩來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