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味苦寒，性平和，益身心。在我國，由於深厚的傳統文化影響，茶風始起，就被注入強烈的文化意蘊。繼而，亦在茶的種植、採摘、加工、沖泡、品飲的過程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學意識，並予以程式化，形成一種具有獨特的民俗禮儀特徵的象徵藝術。作為茶飲形式的載體--茶器具，也理所當然地在茶文化的發展中，派生成對茶文化系統本身發展和演變具有一定影響與推動作用的次生文化。茶器具，就不會有茶飲的文化品位；沒有茶器具的發展，就不會有茶文化的豐富提高。作為中國茶器具的紫砂器，更在茶文化的發展中，受到人們的珍視與關注，引導著茶飲形式在民族文化的藝術殿堂中蓬勃發展，折射了華夏文化的光輝。本文就此以對紫砂器在茶文化發展中的影響和推動，作一相互關係演變的概括性探討。
茶器具——茶文化的派生物
「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農本草》）。茶，就是古代的茶，這也是中國茶飲起源的最早傳說，故唐代茶聖陸羽有「茶之為飲，發乎神農」的說法（《茶經》）。但在中國茶史上，對茶器具的最早記載卻要晚至西漢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僮約》所述：「烹茶盡具」、「[食甫]已蓋藏」。在這裡，已經有飲茶後將蔡具洗滌潔淨，妥為收藏好的意思。不過，這時的茶具形態，我們無法從簡潔的文字中再作進一步的瞭解。但至晉代，我們卻可以從杜育《[艹舛]賦》中「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推斷出當時的飲茶方式和茶具特徵。據熊寥先生考證，「器澤陶簡，出自東隅。」意為飲茶時挑選浙江溫州東甌窯產的縹瓷茶具；「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指是是用類型似無柄葫蘆瓢式的茶盞，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劉）飲酒的方式飲茶。（《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這裡的「器」與「匏」雖然指是都是飲茶用具，但我們仍很難將它們從日常生活的飲食用具中作為茶器具單獨分離出來，因為茶器具的產生是和一定的經濟生產力相聯繫的，當時的社會經濟還沒有達到茶器具形成單獨需求的地位。同時，茶文化意識的發展，也沒有要求茶器具單獨存在。
對茶器具的完整描述和記載，直到中唐時期陸羽在其撰寫的《茶經》中才算第一次完成。在《茶經》中，陸羽專辟「二之具」、「四之器」二章，前者茶具指的是采制茶工具，後者茶器才是指飲茶的用具，這裡對「具」與「器」的稱呼和我們今天的習慣用語相反，「器」指的才是我們今天飲茶的茶具。陸羽記錄的茶具有廿十八件，大體可以歸為六類：火具、煮具、雜具、水具、貯具，材質涉及陶、冶、竹、木、石、紙、漆等製品。陸羽對茶具的記載，不但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總結，而且是劃時代的對茶器具在茶文化地地位進行昇華。
唐代是我國經濟前發展的強盛時期，陸羽《茶經》是對唐代茶文化發展狀況的完整概括與闡釋。陸羽根據當時茶飲風尚和茶事規律，提出一整套的茶具、茶器、烹茶、品飲程式，表現出嶄新的茶文化精神，這種精神正是通過茶器具在茶的呂飲過程中完成禮儀的需要所體現的。經濟的發展形成相適應的生活方式，茶器具的分立和產生，賦予茶飲形式以新的文化內涵。陸羽對茶器具的記述在唐代的影響極其深遠，以至在《封氏聞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茶說之功效並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籠統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茶器具在唐的普及與推行，由此可見一斑。
飲茶之風，盛於唐，興於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點茶，所以當時用茶多為餅茶，製作過程十分複雜。茶的飲用方式制約茶器具的發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質地與構成必然反映時代特徵和差異。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為陶瓷茶具與金屬茶具並有和，達官貴人甚至盛用金、銀、銅製茶具，這裡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力，表現了豪門競奢的社會風尚；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茶器具生產發展的進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為了完成飲茶過程的禮儀風尚。用器的過程，即是茶的品飲過程，同時也是領受茶文化精神，內心深省民族傳統意識的過程。唐宋時代繁複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國的茶文化發展引向頂盛，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國茶的文化內涵推進狹窄的胡同。這樣，從茶的品方式到茶器具的發展，也將面臨一個巨大的演變，中國茶文化原精神又將得到新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