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易學》和陰陽五行思想對道教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東漢時的《太平經》就是「以陰陽五行為家」，而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來論述修仙的方法，對後世道教的影響甚大，被稱為「萬古丹經王」。此後，以易學和陰陽五行思想來闡發道教的內外丹法的道教學者相繼不絕。
道教也汲取了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過：道教思想是「本諸墨氏，源遠流長。」墨子提倡尊天明鬼，這種思想顯然是被道教所吸收，這方面無須多加說明。此外，墨子還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利互助。墨子在《非樂》上提出「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又反對「不與其勞獲其實」。《太平經》亦強調「人各自衣食其力」，反對「強取人物」。墨子在《兼愛》中主張人與人之間應當實行「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在《尚賢》下又認為「為賢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只有這樣，才可以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反之，他在《尚同》上說，若「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能以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那就會使「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太平經》亦強調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利思想，主張有財物的人應當「樂以養人」，「周窮救急」。它認為天地間的一切財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氣」所生，應屬於社會公有，不應為私人所獨佔。認為「此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小）內（指帝王的私庫）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為終古獨當有之，不知乃萬屍（戶）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又稱：「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有道德的人也應當以道德教人，否則也是犯了「不可除」的彌天大罪。認為「人積道無極，不肯教人開蒙求生，罪不除也。……
人積德無極，不肯教人守德養性為謹，其罪不除也」。它也反對「智者」欺負「愚者」，「強者」欺負「弱者」，「少者」欺負「老者」。說「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強，反欺弱者；
或後生，反欺老者，皆為逆，故天不久佑之。何也？然智者當苞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強者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後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與天心不同，故後必有凶也。」《太平經》的這些思想，顯然都是墨子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道教的有些神仙方技和變化方術，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內篇·金丹》記有《墨子丹法》，《遐覽》記有「變化之術」的《墨子五行記》，稱「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神仙傳》又記載孫博、封衡皆宗墨子，孫博「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封衡自幼學道，有《墨子隱形法》一篇。葛洪還把墨子列入《神仙傳》，說他外治經典，內修道術，精思道法，想像神仙，後得神人授書，「乃得地仙」。可見，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
道教在產生過程中，除吸收以上所說的這些古代文化思想之外，還吸收了傳統的鬼神觀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與巫術。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對日月星辰，河海山嶽和祖先甚為崇拜，視之為神靈，對他們進行祭祀和祈禱，並由此而逐漸形成了一個天神、地*和人鬼的神靈系統。道教承襲了這種鬼神思想，並將這個神靈系統中的許多神靈作為道教神靈的組成部分。古代殷人認為，卜筮可以決疑惑、斷吉凶；巫師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術可以為人們祈福禳災。這種巫術，也為道教所吸收和繼承。
道教對戰國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術也作了繼承，並有所發展。早在《莊子》和《楚辭》裡，有關神仙思想的言論已屢見不鮮。稍後，在燕齊和荊楚等地均出現了鼓吹長生成仙的方術。這種神仙方術原無系統的理論，後來，這些方士利用戰國時齊人鄒衍所論終始五德之運的五行陰陽學說加以解釋，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神仙家，即方仙道。秦皇、漢武對此都「莫不甘心」，求之「如恐弗及」，以致「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之徒多到「不可勝數」的地步。傳說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鄭伯僑等都嚮往神仙、「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以後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術皆為道教所承襲，神仙方術衍化為道教的修煉方術，神仙方士也逐漸衍化為道士。
由此可見，道教和我國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都有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它的產生，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直接孕育的結果。但從孕育到最後形成，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逐步衍化的醞釀過程。早在戰國之末，已有鼓吹長生成仙的所謂方仙道的漸次興起。西漢末年，由於讖緯神學的盛行，黃老學向宗教化的方向發展，隨即又有黃老學與方仙道相結合的所謂黃老道的出現。這些可視為道教的胚胎。不過它仍屬於類似宗教的信仰，尚未正式形成為宗教組織，行其術者一般謂之方士，還未稱為道士。到了前後漢交替的時候，開始出現方士又稱道士的情況。《漢書·王莽傳》說：「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孛星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這個鼓吹王涉造王莽反的西門君惠，在桓譚的《新論·辨惑》中仍稱方士。又據《後漢書·祭遵傳》記載，鼓動涿郡張豐造漢光武反的，也是道士：「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後漢書·許曼傳》載：「許曼……祖父峻，……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後漢書·第五倫傳》稱：第五倫「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號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這個第五倫看來並不是教徒方士，但因其隱姓埋名於民間，熱心為民眾公共衛生事業服務，經常為他們掃除垃圾，受到人們的尊敬，人們便以為他是道士，遂以道士稱之。說明道士之名在當時已為民間所熟知，而且視為一種尊稱。當時民間不僅有個別道士的活動，而且開始近於有組織的活動。如《後漢書·馬援傳》說：「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指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大師』。」同書《臧宮傳》云：「十九年（43），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同書《桓帝紀》又稱：建和二年（148）「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併圖舉兵，悉伏誅」。從這些起義的組織者相信「神化不死」以及自稱「南嶽大師」、「黃帝子」、「真人」和封建史學家稱之為「妖巫」等事實來看，表明當時民間已有類似於道教的組織存在了。
由於上述各種條件已經具備，因而在經過了從方仙道到黃老道的長期醞釀之後，到東漢中後期，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便相繼正式出現。
註：
《漢書》第4冊1137頁，第10冊3157頁，第9冊2887頁，第8冊2505頁，中華書局，1962年
《史記》第10冊3151頁，第2冊451頁，中華書局，1959年
《資治通鑒》第4冊1780頁，中華書局，1956年
《十三經註疏》上冊第36頁，中華書局，1980年
《道藏》第28冊108頁，第23冊674頁，第24冊271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文物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春秋繁露·郊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
《莊子集釋》第1冊246～247頁，中華書局，1982年
《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第184頁，148頁，中華書局，1985年
《春秋繁露·基義》
《太平經合校》第405～406頁，中華書局，1960年
《章太炎全集》第3冊449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