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確保糧食安全，亞洲大國在怎麽做
來源：環球時報
2021-03-01 04:30
【環球時報記者 劉軍國 張濤 辛斌】“中國再次敲響糧食安全保障的警鍾”“中國官員說‘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決不能出問題、糧食安全決不能出問題’”。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日前發布後，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除中國堅持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外，還有糧食安全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中國的糧食安全也被看成是全球糧食安全的“穩定器”和“壓艙石”，因此，中國的“耕地紅線”，中國糧食的産量、進口量以及“農業芯片”種子安全，甚至中國如何杜絕糧食浪費等，也都成爲國際熱點。通過對比可以發現，與中國同屬地少人多類型的日本、韓國，在“全球食物安全指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像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其實在農業發展資源禀賦上也要比中國好不少，但這些國家在糧食安全上都面臨新的挑戰。這更加說明，中國重視和確保糧食安全對世界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
外媒逐段逐句解讀中央“一號文件”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去年11月聯合發布的《嚴重糧食不安全熱點地區早期預警分析》提到，沖突、經濟衰退、氣候極端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幾大不利因素疊加，導致糧食不安全狀況緊急階段不斷逼近。從全球來看，共有20個國家和局部地區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狀況進一步惡化的風險。而中國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面積和6%的淡水資源，解決了全球約19%人口的吃飯問題，被認爲是一個“奇迹”。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輿論更加關注中國政府今年發布的“一號文件”，如何描繪接下來“十四五”時期中國鄉村振興的藍圖。
新加坡《聯合早報》在相關報道中強調，“一號文件”對農業現代化建設提出七項目標任務，首先就是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産品供給保障能力，然後是打好種業翻身仗，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強化現代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支撐。路透社也報道說，“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比往年更加強調糧食安全問題”，“中國在經曆疫情時期的糧食安全大考後，再次明確中國糧食安全有保障、有能力端牢自己的飯碗”。相關報道稱，這份文件在農業生産方面相比過去主要有三個方面變化：糧食安全問題高度提升、打好種業翻身仗首次單獨成段表述、生豬養殖政策由短期産能恢複轉爲長期健康發展。“一號文件”敦促加快實施農業生物育種重大科技項目。“農業的芯片”——種子是否安全、能否掌握在自己手中，無疑事關中國農業安全的大局。
香港《南華早報》在提及中國對糧食安全的重視時寫道，中國需要養活14億人口，對1958-1962年那場席卷全國的大饑荒的記憶，仍深植在老一輩人的心中。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擁有全球約10%的可耕地，但按人均計算，2006年中國可用于種植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還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疫情沖擊、2019-2020年非洲豬瘟暴發，以及2020年席卷中國南方地區的洪水和北方夏季的幹旱，都給中國的糧食安全帶來壓力。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長期因素則包括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城市發展導致的耕地減少，以及阻礙現代農業和大規模種植的耕地管理制度。在後疫情時代，確保糧食安全已成爲中國新發展戰略中一個日益重要的政治優先事項。報道說，“中國的飯碗要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手中”，這意味著中國要確保糧食供應絕對安全，“糧食有盈余是經濟問題，糧食不夠吃則是政治問題”。
有外媒報道稱，糧食安全被視爲穩定中國社會經濟大局的“壓艙石”，並提到中國高層近來頻頻聚焦糧食安全問題。在官方號召下，中國各地迅速掀起“減少餐飲浪費”熱潮。《聯合早報》報道說，世界自然基金會與中國科學院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餐飲業食物浪費量爲平均每人每餐93克，浪費率達11.7％。中國糧食生産和消費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有中國農業農村部官員在接受該報采訪時說，“吃飯問題可能會成爲全球問題，中國必須高度警惕”。
“在中美矛盾激化等惡劣的外部環境下，更多中國輿論近期也呼籲增加糧食進口來源多樣化，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還有日媒這樣分析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中國進口的糧食越多，就越依賴其他國家，“如果食品被武器化，中國對食品進口的日益依賴可能會削弱其推行某些政策的能力”。不過，《日本經濟新聞》也提到，早在多年前，中國就已開始在糧食進口來源的多樣化方面布局。
日韓緊盯糧食出口國風吹草動
在日本，關于糧食自給率的問題經常被提起。日本糧食自給率1965年爲73%，之後就直線下降，現在在發達國家中處于最低水平，且前景嚴峻。爲改變現狀，日本也有鄉村振興的藍圖。去年３月，日本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指導方針——“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劃”，其核心是到2030年將糧食自給率從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聞》2019年曾刊發題爲“日本食品安全保障處于十分危險狀況”的社論，提到日本小麥自給率只有12%，政府必須要有危機感，要推進智能農業，以彌補無法集中農業用地大規模生産，以及農戶減少和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勞動力不足。
受疫情影響，俄羅斯、阿根廷等糧食出口國去年一度限制本國的糧食出口或准備針對谷物出口商征收特別稅，這讓地少人多的日本更爲不安。日本農協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就像疫情初期口罩短缺一樣，如果糧食出口國都‘國産國消’，對日本來說會意味著什麽？與生産工業産品不同，日本的農畜産品不可能馬上擴大生産。”來自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佐藤康博不無擔憂地說：“我有過這樣的危機感——食品安全保障是關系到國民生命的問題，所以有必要做好准備。”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井聰今年１月在《農業協同組合（農協）新聞》上撰文說，農業用地只占日本國土的13.5%，從“食品安全保障”的觀點出發，必須將提高“糧食自給率”定位爲重要的國家目標。此前，《日本産經新聞》曾援引農協一位負責人的話說：“提高食品自給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搖旗呐喊，在地方政府、農業生産者、消費者那裏還沒有産生廣泛共鳴。”
據報道，今年６月前，日本政府將彙總有關“在後疫情時代強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種信息，應對糧食生産、流通和消費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東京大學鈴木宣弘研究室給出的一組數據是：“把種子因素考慮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給率爲8%，把飼料因素考慮其中，牛肉自給率爲11%、豬肉6%、雞肉12%，而這些數字2035年將降至3%、2%、1%、2%。如果這樣持續下去，日本將無法應對糧食出口國限制糧食出口的禁令。”不過，據《讀賣新聞》報道，美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麥，且日本還有國家儲備、大米自給自足。但日本主流媒體還是呼籲，政府必須與商社等民間企業合作，努力穩定糧食供應。據了解，日本很多綜合貿易公司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投資農業生産，專門生産面向日本出口的農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過國産實現大米自給自足的作物，不過，據《環球時報》駐日記者觀察，一些種植水稻的日本農民卻面臨收入難以保障的現實情況。秋田縣湯澤市是日本著名的大米品種“秋田小町”的産區，在當地勞作近40年的稻農石成壽告訴記者，他同時還種植飼料用稻谷和櫻桃，因爲“只靠種植水稻無法生存下去，要從事複合農業”。
韓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同樣突出。上世紀60年代，韓國谷物綜合自給率曾高達90%，但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韓國人肉類消費增加，以及産業化、都市化提高讓耕地越來越少，韓國糧食自給率也出現持續下滑現象。目前，韓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爲0.034公頃，在經合組織國家中處于最低水平。韓國農林畜産食品部的統計數據顯示，雖然2009年至2019年韓國政府在糧食領域投入13.52萬億韓元進行扶持，如補貼農民種植水稻以外的農作物、通過援助培訓和農資方式培育糧食作物共同經營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並不理想。韓國2019年的糧食自給率僅爲45.8%，與2009年的56.2%相比大爲降低。受天災和國際糧食價格影響，韓國2020年出現糧食産量過去52年來最低和價格史上最高的現象。
韓國糧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國際市場購買，因此，糧食出口國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加劇韓國的危機意識。據《韓民族新聞》報道，韓國農林畜産食品部去年5月曾進行過“應對糧食危機特別演練”，核心內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韓國農場主下達“進口糧食命令”。目前，共有69個韓國法人在俄羅斯、柬埔寨、中國、越南、印尼等地經營農場，“進口糧食命令”實際上就是讓他們想方設法將糧食運往韓國。但一些韓國專家還是認爲，韓國的糧食安全已亮起紅燈，爲此必須引進先進技術提高本國糧食生産率。以新加坡爲例，雖然其糧食消費量的90%需要進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資發展都市農業。
印度：糧食大國、饑餓大國
“印度用占世界2.4%的國土面積養活全球1/6的人口。”這是國際媒體提到印度糧食生産狀況時常用的數據。在糧食安全上有過慘痛教訓的印度，嚴格來說應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中國要“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有人計算18億畝合120萬平方公裏。印度國土面積約爲中國的1/3，卻擁有180萬平方公裏的可耕地。印度河與恒河兩大河流沖積平原，給人口超過13.5億的印度帶來肥沃的土地。印度曆史上就是農業大國，但從淪爲英國殖民地到1947年獨立，印度發生過5次大饑荒。從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印度又發生３次較大饑荒，官方統計餓死300余萬人。
糧食安全問題是曆屆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並通過“綠色革命”等舉措提高糧食産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國實現糧食自給。現在，印度日常農産品價格保持低水平，糧食略有盈余出口，這與獨立前後糧食長期短缺、依靠進口形成強烈對比。爲保證農民的權益，刺激生産積極性，印度政府還長期實行糧食收購價保護。在維護社會公平和選舉因素推動下，印度對農産品價格實行幹預政策，出台《國家糧食安全法案》。
在有糧食出口的印度，國民饑餓狀況卻在加劇。據《印度教徒報》報道，去年７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顯示，印度仍是擁有最多“糧食不安全人口”的國家。報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個任期，印度的糧食不安全狀況增長3.8個百分點。印度在“2020年全球饑餓指數”10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94位，屬于“重度”饑餓類。英國《對話》雜志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糧食生産大國印度還是世界上饑餓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的情況敲響警鍾，提醒各經濟體必須重新配置自己的糧食體系”。
新加坡是小國中確保糧食安全的一個樣板。2007年，全球發生糧食價格危機，短短一年內，糧食價格上漲40%，引起世界恐慌。對此，高度依賴糧食進口的新加坡從那時就規劃全面的糧食多元計劃，並在《全球食物安全指數報告》中連續于2018和2019年排名第一（中國分別列第46位和35位）。目前，新加坡從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購糧食，比2004年時多出40個國家和地區。除鼓勵公司到海外發展農糧産業外，新加坡政府還鼓勵發展高科技農業，提出2030年達到滿足國人三成營養需求的“30·30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