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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海內外的驚險長篇《環球探秘》

火爆海內外的驚險長篇《環球探秘》

惊险旅游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历。如果没有亲历其境,恐怕很难想象得出巴布亚新几内亚猎人头部落是什么样的,从被亚马孙原始森林印地安部落首领下毒中偷生是什么滋味,更难了解穿过墨西哥圣赫罗尼莫14公里长的地下河的艰辛和喜悦——这部惊险长篇呈献给读友的是著名旅行家蒂博尔•塞克利的环球探险的经历。
蒂博尔•塞克利(1912—1988),塞尔维亚人,曾担任世界作家协会主席。他有着执着的求知精神,学过25种语言并熟练地掌握了其中的10种。他从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和对大自然的征服中寻找乐趣,以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各方面的资助,足迹遍及五大洲的90多个国家,留下了14部著作,并给几家博物馆捐献了不少人种学的史学资料。《环球探秘》就是其中最惊险、最诱人的一部。这部30多个单独成篇的故事组成的作品,真实地记载了作者探险旅游生涯中一些吸引人的经历。
通过作者诸如骑大象进入原始森林看野象迁徙,征服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及暴风雪等经历,让读者更深地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的力量。更希望作者笔下火地岛背后的销魂的夕阳,土著人热情的握手也能激励读者们去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
译者冰巅为商务国际《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世界上唯一能用拼音盲打GBK或Unicode全部汉字的超快码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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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自传(代前言)
一、吃人肉部落之行
二、火山奇观
三、险遇土匪
四、人与神的误会
五、棕榈树在子夜倒下
六、涉过地下河
七、静夜啸鸣
八、巴布亚湾纪行
九、冲破雪线
十、在地狱的入口处
十一、迁移的象群
十二、加入巫师的行列
十三、走遍印度的圣人
十四、猎捕巨鳄
十五、古堡探珍
十六、眼镜蛇之舞
十七、与泥神们在一起
十八、我当过瑜伽徒
十九、谒玛雅古城遗址
二十、征服乞力马扎罗山
二十一、南大陆的珍禽异兽
二十二、闹神之夜
二十三、乳光石的奴隶们
二十四、在蒙古包内外
二十五、一份怪诞的菜单
二十六、揭开废墟之谜
二十七、天涯双岛
二十八、澳大利亚采风
二十九、圣河之滨
三十、达那乞拿沙漠

作者自传(代前言)
如同新生活的自然开端,传记或自传通常从出生开始。但作为一个旅行者,作为一个被许多人称之为“环球旅行家”的人,我不得不摒弃这种常规顺序。我将从旅行开始写,因为第一次旅行才是旅行者真正的诞生。
雪橇轻轻地滑行在冰雪覆盖的路上,马脖子上的铃铛在愉快的情调中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四围的松林自豪地沐浴在阳光和厚厚的白雪中,三者交映成趣。对于一个旅行者的诞生,这是绝妙的一天。雪橇上除了我的父母外,就只坐着我……我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斯洛伐克①北部的波普拉德市斯皮什斯卡索伯塔镇(当时属于匈牙利),那时雪橇上的我降临人世仅仅3个月。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旅行,唯一的第一次——直到今天,我的旅程仍未结束。


从那时起,我时常变换搭乘的方式。我乘过童车、木马、三轮车、畜车、汽车、火车和船;骑过驴、马、骡子、大象、单峰和双峰的骆驼;骑过自行车、摩托;坐过登山索;乘过各种飞机,从直升机直到大型喷气式客机;穿过各式鞋底的滑冰鞋和滑雪鞋,皮革的、木头的、橡胶的和塑料的。
我还有必要郑重地宣布:我从未乘过潜艇,更未乘过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我请求各位读友不要以此来奚落我。
我是不是太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出生3个月的我随双亲迁居到罗马尼亚西部的阿拉德县切尔梅村(当时属于匈牙利),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头10年。
我的第一篇回忆录曾涉及我4岁时的一件事。那时我常常设法打开父亲书柜的玻璃门,从18册一套的《雅典娜大百科全书》②中取出一本。我躺在地毯上,把取出的书翻个够。以此为起点,我再也没丢开过那本书的任何一个单词。那本书激发了我的海阔天空的幻想。书中介绍了非洲、美洲、亚洲和澳洲,每个大陆都有地图和两页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彩图。那些由奇形怪状的山脉、深谷和河流构成的地图开阔了我的视野,而各地土著人的外貌和服装则使我的好奇心得到升华,激励我能在某一天去访问他们,同他们交朋友。
我要父亲和哥哥教我一个一个地念所有部落的名字。通过那些奇特的名字我学会了读写印刷体字母。
我的小车在伊朗意外损坏,但我并未十分介意。在德黑兰的一个车库扔掉它后,我同旅伴帕森小姐改乘公共汽车和火车,准时赶到了新德里。这次尼赫鲁⑿总理接见了我,当时只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⒀在座。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也同我建立了友谊。
在新德里的塞尔维亚大使馆里,我遇见了我的同胞留波米尔•沃科提奇,他是聋哑世界同盟的代表。他本人是聋子,但在专科学校里学会了根据对方嘴唇的颤动情况,了解对方讲话的大致意思。我和他在一起能相互搞懂对方的意思。使我感兴趣的是,没有共同语言、有听力缺陷的3个不同国度的人怎样在会议上执行公务。得到他的允许后,我陪他参加一个会议。另外那两名开会者带有英语译员,而沃科提奇只能根据手势、神情和嘴唇的颤动判断讲话者的意图。可想而知,他们难以产生感情交流。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乐意帮助他。在整整一周里,我成了他的随身译员。



很早前我就注意到,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多种难度较大的语言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要求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学习一种简易中立的语言,这语言对所有的人都是唯一的一门外语。世界语正是由此应运而生。
那时我每年都去参加一年一地的有2000到4000人出席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65年我出席了在东京举办的这种国际会议。
由于我熟悉通向亚洲的南路,这次我选择了北路。在莫斯科作短暂的停留后;飞机飞越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一天后到达遥远东方的哈巴罗夫斯克,从这里乘火车到纳霍德卡,然后乘船到横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我回忆起第一次访问的美好日子,与几个老朋友重逢小聚。结束后沿西伯利亚返回,但这次是乘横贯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火车上的8天,即便是经过异常美丽的白桦林也是漫长的,于是在乌兰乌德我决定改变旅程,进入蒙古游览3个月。
在蒙古乘车,就算持有当局的签证和准许也不是件容易事,在地方上会遇到许多无形的阻力。不过借助好运气,我还是比较顺当地了解了这个成吉思汗故国的一部分。
后来几年我就在欧洲旅行,到过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冰岛外,其他地方我都到了。
1970年有一阵子我如坐针毡,感到对远方无限向往。这次到哪儿呢?很容易就定了:到第五大洲去。年底前我与几个同伴飞往澳大利亚。半年内走遍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几内亚。
我幸福地重新跳进这个充满奇遇的世界之海中。我们这些正在快步走出航天、原子能和电脑时代的人再次进入荒山和原始森林,与石器时代的人打交道。好几次处在生命危急的时刻我都化险为夷,特殊的职业使我具备了从最失望的境地中超脱的特殊能力。
为了逐步积累完备现代文明倒退数千年的那些人的第一手风貌资料,我在那个地区还坚持研究了与好几个原始集团有关的人种学知识。
不管任何人问我在最险迫的环境中是否害怕过,我都感到棘手。如果我说从来未怕过,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爱吹牛的家伙。如果我说怕过,在九死一生中动摇过,大家有权反问我,为什么要热衷于那种冒险?
答案在二者之外。对于尚不知道的危险人们往往感到害怕,那么,人们也会为避免已知的危险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例如,在我准备去探险的某个地区假若毒蛇猖獗,我会尽可能事先详细研究那里的状况。不仅要辨别那些蛇有无毒性,区分它们中的有毒种类,还要研究它们的习性和防范的措施。我在腰带上的小盒子里带有一支注射器和抗各种病毒的血清注射剂,以备急需。此外,在多蛇地区我穿高筒靴,手里从未离过大砍刀,我也从不在柱形物前久留。如果小组中有人在这方面是内行,他的反应会更快,可随时提醒我们。
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恐惧感就成了多余的。对于探险者谨慎往往代替了恐惧,况且小组成员之间一直相互照应着。


许多人向我提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来资助我的事业?
答案很简单:我自己以我的工作。
这些如何付诸实践,我可以用我在第五大洲旅行的例子加以说明。
我与一家电视台签订了一个将播出这次旅行节目六个半小时的合同,相应的酬金我在启程前和旅行中各收到了三分之一。演播组至少由3人组成:导演、摄影师、操作灯光和录音的舞台助理等。这3个人的任务我1人全包了,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事。此外,我按约每周为好几家杂志各写一篇文章,至少还需附加一幅照片。为了给有些单位讲课,我还得准备一些幻灯片,用两架摄影机在旅途中创作和摄影至少是两个人的工作,人种史学资料的购买、收集、整理、包装和付邮至少也应是两个人——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这些我也全包了。
在我的“趣味旅行”中,我完成了7个人的正常工作量。为了得到一笔旅行的物质基础,这是必要的。不过我应当实说,如果我没与两家航空公司作互利的专门安排,那些仍然不够支付我的全部费用。两家航空公司承担了我的运输;我在电影、电视、文章和书中为他们做广告。我从未凭空要求任何人“无偿赞助”我的旅游,我甚至不相信真有这种事。
许多人惊奇,我怎样吃得进猴肉、蛇、蜥蜴、蛆虫、昆虫和其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土著人才吃的东西,我的胃如何能承受?实际上我们的有机体全不知我们吃进了什么,它在构成实体中接收的被消化的食物是诸如脂肪、蛋白质和淀粉等等。对于那些叫不上名的东西吃进去时感觉到像蛋黄酱三明治,还是像蛆虫,我们的审慎只是凭偏见来判断的。臆断会保护我们不吃进有害的物质,不过,成熟的人应该依据建立在生活经验上的理智行动来校正那种本能的防护。带着好奇心探险的旅行者,应该放弃在家里形成的许多习惯性的偏见,只保留少数的必要部分。
我曾经听到有些人说:“如果我要饿死,我也吃得进他吃过的那些鬼东西。”而我的秘密是,我从未等待着饥饿来强迫我那样做。为了我的爱好,我吃过其他许多人没吃过的东西,就这样我才愉快地应付了那些艰难环境。
1972年到1976年底,我成了塞尔维亚东北部苏博蒂察的一家博物馆学者。其后我在萨格勒布的大学里研究博物馆学,并且取得了那门学科的硕士学位。适逢芝加哥人种史学国际大会之际,我周游了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馆学大会上,人们选举我为人种学博物馆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于1977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下一届大会上选举我连任。
1977年在苏联期间我游览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接着到尼日利亚出席了在拉各斯召开的非洲黑人文化节。1978年春由于拍摄一组电视节目的需要,我用两个月时间首次访问了赤道几内亚和厄瓜多尔群岛,还重访了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这么多年的漂泊和奔波,这么多年的旅游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客观地说能明确指出的不太多。14本书和数百篇文章传播到那些遥远的国度和人民中,以及人力难以达到的更广的范围。我给几家博物馆捐助了人种史学资料,还尽我所能使几百件文物绝处逢生。
不可触知的后果是善与恶的启示,创造性的乐观主义的启示,对于动物和物质也是卓越的全人类同情心的启示,这些都蕴含在我的这部没按常规叙述的惊险长篇中。只是由于我的发现,这些故事才从我的视角里寻找出路。
在我的办公室或家中,在街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常会对我说:“欢迎你旅行归来。你还会再旅行吗?”
不,我不会放弃,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对于一个有使命感的旅行者,行程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
我为什么要停止旅行呢?难道火地岛背后的那轮夕阳不够销魂吗?难道土著人的握手不够热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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