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統的經典暗殺
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淪陷區也開闢了敵後戰場，尤其在一些日偽嚴密控制的大城市，淪陷前夕，國民黨做了較為充分的潛伏佈置。
抗戰時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4年多時間裡，除了初期蘇聯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國幾乎是在獨自奮戰。為了鼓舞士氣，國民黨經常在城市採用擾亂、暗殺、爆炸、恫嚇、策反、反間等方式打擊日偽，在城市和交通沿線，破壞日軍機場、兵營、倉庫、糧庫、彈藥庫等軍事設施，鐵路、公路、水路等各種交通設施，不計其數，似可稱之為「城市游擊戰」。
關於暗殺活動，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1939年3月20日，軍統追殺中國現代史上「天字第一號」大漢奸汪精衛，從國內殺到國外，又從國外追到國內，屢次失手，仍堅持不止，犧牲了多位勇士。雖未成功，但嚇得汪精衛及大小漢奸頭目寢食不安。
華北的軍統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至抗戰初期，先後組織了刺殺漢奸張敬堯、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動，其中有成功（如成功刺殺了張敬堯），有失敗（如刺殺石友三、殷汝耕），有誤殺（如1938年3月29日下午2時，行動小組於北平煤渣胡同20號原平漢鐵路俱樂部外行動，擊斃與王克敏同行的日本顧問山本榮治，王受傷。而刺殺汪精衛時錯殺了其副手曾仲鳴）。
在「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憑借外國租界的掩護，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裡，軍統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餘次。刺殺對象，開始主要是各類漢奸，少數是租界裡與日偽勾結的高級警探。
例如，1937年12月30日，在呂班路，刺殺了參加上海地區改組委員會的華商領袖陸伯鴻。
1940年1月15日晚上8點，在公共租界牛莊路，更新舞台花樓，刺殺了為日軍搜購軍需物資的俞葉封。
在1939年大年初一的夜晚，潛入戒備森嚴的私宅，成功刺殺了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箓。
1940年8月14日，數次逃脫軍統特工暗殺的上海灘三大亨之一、漢奸張嘯林，被上海區第2行動大隊安插的內線，張的貼身保鏢林懷部擊斃於法租界張宅。
同年10月11日，上海區第2行動大隊軍統特工成功策反偽上海市長、漢奸傅筱庵的廚師朱升源，將傅刀斃於上海市虹口日租界的祥德路26弄2號傅宅臥室中。次日，重慶《大公報》的報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頦，一在頸部，尤以頸部傷勢最重，頭顱幾將割斷」。
後來淪陷區軍統特工人員紛紛要求在制裁漢奸的同時，誅殺日本人。首先軍統上海區制定了一個方案：以身著軍服的日本人為格殺對象，無論軍階高低，職務大小，無須申報，得手就當場幹掉，執行地點以日占區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為限。
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軍統上海區第3行動大隊第4組組長李亮經過縝密跟蹤偵查，於1941年6月17日由副組長葉東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楊景文將公共租界警務處副總監赤木親之擊斃於愚園路。
在日本軍人經常出入的場所，軍統在上海的特工又進行了多次爆炸活動，殺得駐滬日軍單槍匹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漢、廣州、開封等淪陷的大城市，也時有類似事件發生。
1939年8月11日，軍統廣州站發展了在駐廣州白雲山日軍海軍陸戰隊第一一五聯隊近田部隊作廚役的李昌德，將準備好的毒藥摻入飯菜，使日軍官兵數十人中毒，19人斃命，李昌德還趁亂將硝酸倒入機槍槍管，隨後逃出敵營。
1941年9月17日，軍統廣州站為紀念「九一八」事變10週年，在多個地點，對日軍軍事機關和偽組織機關進行爆破，撤離至海珠中路時，第3組組長江志強路遇日本憲兵隊，江志強將剩餘炸彈引爆，與5名日本憲兵同歸於盡。
開封淪陷後，潛伏的軍統特工根據戴笠的指示，於1940年5月7日，河南站行動1組與打入日軍內部的特工李憲斌裡應外合，襲擊位於開封山貨店街的日本特務機關，擊斃日特機關長及川貞作、山本午、開封日本憲兵隊分隊長上村四郎，擊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萬田。
12月19日，行動組在開封社下基79號，擊斃主持日本特務機關的日軍多田部隊參謀長兼偽河南綏署總顧問、陸軍大佐皆川雅雄……
淪陷區內軍統特工在嚴酷的鬥爭環境裡，滿懷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與無畏的鮮血，書寫了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國民黨軍統、中統是神秘陰森、疊床架屋的特務組織，主要用來對付反對力量。但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戰時期，他們出於民族大義，也開展過抗日的特別工作，自身付出很大代價，對敵後抗戰做出了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裡，國民黨復興社（軍統局的前身，1938年7月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餘次。1939年2月19日，軍統上海區行動組長劉戈青奉命刺殺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箓，是其中最為轟動的事件。
一
1939年2月中旬，淪為「孤島」的大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顯得愈發陰冷、蕭瑟。
在日寇統治的鐵蹄下，人人心頭都籠罩著烏雲，誰還有心思過年？行人極少的大街小巷裡，全然沒有往年那種濃烈的節日氣氛，只有刺骨的寒風挾持著紛紛揚揚的雨雪，肆無忌憚地橫衝直撞。
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的得力干將、被稱為超級殺手的行動組長劉戈青，從南京的日偽內線處得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陳箓，即將回上海過年。
劉戈青是一名福建華僑的兒子，家道殷實，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歲那年加入了軍統。
劉的背景比較特殊，因為在抗日戰爭開始之前，軍統局內幾乎沒有大學畢業生。
戴笠曾就讀於浙江第一師範，1919年前，一師的課程還是傳統的文史科目。從上層到中層，軍統的官員從小讀的都是經史之學。
傳統的通俗文化讚美戰國時的刺客，歌頌三國時的英雄，他們便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的。
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戴笠曾經對部下說：「千百萬無名英雄的犧牲才換來歷史短暫的輝煌……歷史記載豐功偉績，白紙黑字一目瞭然……你我的歷史地位在於為這些豐功偉績做出無聲的貢獻。我們為其他人的成就作鋪墊，我們是無名英雄。無名英雄就要隨時準備作出犧牲。我們是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典範。我們是領袖的工具，而只有領袖才能創造偉業名留青史。」
後來，戴笠在「陪都」重慶市中二路羅家灣29號——軍統局本部後面山坡上樹的石碑就是獻給這些無名英雄的，而碑的兩面則一字不刻。
早已奉命制裁漢奸陳箓的劉戈青，冒著風雨，叫了輛人力車，直奔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東昌旅館，會合住在該處的軍統人員徐國琦、朱山猿等人，商議刺殺行動具體方案。
與劉算是老鄉的陳箓，1877年出生於福建省閩侯縣（今屬福州市），字任先，號止室。早年肄業於福州馬江船政學堂。1901年，武昌自強學堂畢業後，留校教授法文。
那時的陳箓，受甲午戰敗刺激，抱著「富國強兵」的目的，於1903年爭取到了「留學生領班」的職位，護送8名被清政府選派的學生赴德。後轉赴法國，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法律，1907年畢業，是中國第一位在法國獲得法律學士學位的留學生。
回國後，陳箓參加清政府廷試，被授予法科進士，隨後歷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法律館編修、外務部考工司郎等職。
中華民國成立後，北京政府第一任外交總長陸征祥大力起用留學生，對學法語出身、熟悉國際法的陳箓尤為看重，委任他為外交部政務司司長。
1913年12月，陳箓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全權公使，開始成為獨當一面的外交官。
1917年底，陳箓出任外交部次長。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陳箓為駐法國全權公使。他在這個位置上做了近8年，是晚清和民國期間任職時間最長、並享有「法國通」美譽的駐法使節。但是，由於秉承北京政府意旨辦事，陳箓成為中國留法學生和團體攻擊的對象。
1928年7月後，陳箓在上海賦閒，改任律師，1934年曾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和外交部談判委員會副主席等虛職。
1937年上海、南京相繼淪陷。1938年3月28日，年已六旬、靜極思動的陳箓，與梁鴻志、溫宗堯等人籌組偽維新政府，陳出任「外交部長」，甘當日本人「以華制華」的漢奸傀儡。他還憑藉以前在北方任職時的關係，斡旋於南京偽維新政府和北京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間，極力說服梁鴻志和王克敏南、北兩個漢奸政權合流，以擴大偽政權的力量。
由於陳箓以前的顯赫經歷，他的投敵被認為是日偽方面的重大勝利，因此成為重慶方面的心腹大患，下決心要除掉他。
二
陳箓上海的家在靜安寺附近的愚園路668弄25號（緊靠鎮寧路口、現已拆毀），處於華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處，是一棟三層的小洋樓。
最大的好處是安全，小樓東北緊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備地區，南邊是公共租界英軍警備區，靠近滬西警察署，西距憶定盤路（今江蘇路）、南距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丁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