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2013-03-01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皇帝的臣子們，從理藩院尚書和?、大學士松筠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喬人傑和通州協将王文雄，都對馬戛爾尼使團很友好。訪華期間，滿清官員賜予了特殊照顧，許多做法不符合現代外交慣例。比如說，英國使臣需要一條内褲，陪同得知後，買來送給他，并不收錢，都在皇上的“款夷”經費中報銷了。在這些枝節問題上，清政府保持着一貫的“以大事小”，居高臨下的虛驕。按照乾隆皇帝的谕旨，就是要：“速将英吉利貢使送走，於嚴切之中，仍寓懷柔。”
和英國人關系最僵的是“鷹派”人物，就是前任兩廣總督福康安。他在廣州時，對外國商人采取過嚴厲限制。1793年使團在北京和熱河，福康安堅決主張讓英國使臣行三跪九叩的谒見大禮。不過，在英國人南下回廣州的時候，接近使臣的北京官員們告訴說，現任的浙江巡撫長麟，正直仁慈，已經獲得遷任，要到廣州接替福康安，接任兩廣總督的位置。他對外國人比較友好，一定會好好招待。
乾隆戎裝像
果然，使臣們到了杭州，長麟出面宴請使臣，邀他們到自己的府邸作客，請他們看戲班子堂會。在我們編輯的《大清帝國城市印象》中，定名一幅英國銅版畫爲《官府宴請》，考證爲巡撫長麟的家庭宴請。最後，長麟還決定提前赴任，陪英國人一路從杭州出發，跋山涉水，翻越庾嶺，到廣州履新。總督到了粵北城市韶州才和使臣們分手，爲什麽不再一路南下，歡談到廣州?據使臣們估計，這隻是害怕廣東人議論他與英國人過於親近。
中國之行的後半段，和馬戛爾尼使團關系最爲密切的三個人是候任兩廣總督長麟、喬人傑和王文雄三位官員。中國傳統政治的待客之道，并不區分國家、政府和私人，談得來的時候，就公私不分。官場之外的私下接觸，官員把英國使臣迎到自己府第，個别對話，朝廷并不怪罪。喬、王兩人從1793年7月31日在天津迎接馬戛爾尼，到12月31日在廣州和英國人一起玩過新年分手，五個月裏，和英國人朝夕相處。長麟於11月9日在杭州初見，到廣州告别，也有2個月。他們和使臣們有很好的關系。離開了北京官場，訪華進入後半程，中外人士開始投機。在輕松随便的場合，長麟和喬、王等人告訴英國人許多朝廷秘聞，一些不該說的話，也透露出來了。
令人驚異的是，總督和兩位大人，居然透露給英國人一項當朝的宮廷秘聞：幹隆與和?是同性戀的情人!據他們說：幹隆一生，三次墜入愛河。第一次是愛上了父親雍正的妃子馬佳。這是一次亂倫，皇後私下召見了妃子，以白绫賜其自缢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幹隆被自己俘獲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堅貞和美麗傾倒，執意要娶回宮中，結果又被太後阻止，香妃也被賜死。“最後，幹隆60歲時愛上了和?，在幹隆看來，他就是馬佳再生，并把他當成了嬖幸。他違背了天朝的規矩，把沒有爲公衆建立過任何功勳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兩年以後就要去世的母後這次對這事情未加幹涉，因爲這不是女眷們的事，而是男人間的事。” (阿蘭·佩雷菲特着，毛國卿等譯：《停滞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北京，1993年，第297頁)
英國人對秘聞并不十分震驚，歐洲宮廷也有這樣的故事。“皇帝也是人”，這樣反而正常。但是，他們對大臣們告知皇帝秘聞本身深感意外，“馬戛爾尼忠實地記下了喬、王兩人的談話。因爲他認爲兩人十分了解情況。不過皇帝的實際年齡又讓他覺得喬、王兩位在皇帝的風流豔史上的能力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的君臣關系過於拘泥儀式，他們兩位伴同官能對他們的君王作這樣的評價，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書，第296頁)因爲這個關系，馬戛爾尼的副使喬治·斯當東寫《英使谒見幹隆紀實》，隻隐晦地提到和?“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沒有明說。由於各種原因，《馬戛爾尼日記》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其中便詳細地記錄了這段佚聞，直到近年來被法國曆史學家佩雷費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來。
這段佚聞，幹隆時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喬、王大人在杭州告訴他們外，馬戛爾尼剛到北京時，接近幹隆皇帝的法國遣使會神父羅廣祥(Nicolas- 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訴過英國人這段故事。爲什麽喬、王兩大人在杭州向英國人證實了皇帝的密情，一種解釋是：長麟他們都不喜歡和?。長麟是蒙古旗人貴族，在陝甘總督任上有政績和武功。厭惡和?出身微賤，恃皇帝寵幸專橫於朝。1792年，因爲替一項冤案辯護，受到和?貶斥，此後一直在巡撫的位置上賦閑。這次總督兩廣，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時候。對朝政不滿，對和?怨恨，影響喬、王兩大人。他們三人在杭州，洩露了對貪官和?的義憤，對着不着邊際，回去以後再也不見的外國人發洩不滿，笑談醜聞，确實是情有可原。
英國使臣的回憶錄表明，長麟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他希望能與英國政府合作治理廣州貿易秩序。他說将允許英國人學習中文，請英國在幹隆如期退位後派使臣參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諾爲廣州中英貿易提供便利等。長麟準備在廣州施行與和?規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長麟在廣州任職兩廣總督隻有一年，否則，中英之間因有這樣密切的私人關系，會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論。還有，鴉片戰争未必打得起來。
這裏還有一個曆史編撰學上的啓示：外國人遊記，可以補充中國正史缺陷。《清史稿》中當然絕無說幹隆與和?是同性戀。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庵筆記》中提到和?的劣迹，但也沒有明确說明這層關系。民國後的清宮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卻未敢置噱。另外，從陳森的《品花寶鑒》中我們可以知道幹隆朝北京城裏盛行男同性戀，所謂“男風”。但從來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還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龍陽之好”。現在，因爲有了當朝大臣對着外國人的訴說，我們可以比較嚴肅地考慮這段史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