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投名狀”：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馬案”4
6.案件了結曾國藩形跡可疑。
很多資料記載當時的庭審情景，不過說法不同。經過對各種紀錄的權衡之後，我大致推斷出以下的情形：當時決定正月初七開審，照例由首縣辦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欽差行轅，就在二廳上佈置公堂，一共設了五個座位，除去鄭敦謹和隨帶的兩名司員以外，另外兩個座位是孫衣言和袁保慶的，因為此案的結果，已經可以預見，怕他們兩人將來不服，會說閒話，甚至策動言官奏劾，別生枝節，所以建議鄭敦謹用欽差大臣的身分，委劄孫衣言、袁保慶參與會審。
第二天一早，欽差行轅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純然是來看熱鬧，有些則是來替張文祥“助威”的。當然，欽差大臣奉旨審問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審理案件不同，警戒嚴密，不得觀審，百姓只能在一府兩縣差役的彈壓之下，遠遠站在照牆邊張望。此外從欽差行轅到上元縣衙門，一路也有百姓在等著張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縣監獄，獨住一間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鋪，吃的葷腥，有個相好，釣魚巷的土娼小金子，偶爾還能進去“探探監”，所以養得白白胖胖，氣色很好。這天一早，紮束停當，飽餐一頓，然後上了手銬，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欽差行轅。看到夾道圍觀的人群，不由得滿臉得意，看的人也很過癮，覺得張文祥為兄報仇，不但義氣，而且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恰恰符合想像中的俠義男兒的模樣。
此期間，有好些人來遊說解勸，多雲張文祥死既不怕，便無所畏，刑訊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來不能早結，則各種離奇的謠言，將會層出不窮，愈傳愈盛，使得馬新貽的清譽，更受玷辱。倘或張文祥竟死在獄中，則成千古疑案，越發對馬新貽的聲名不利。還有一些人則比較說得坦率，而話愈坦率，愈見得此案難辦。他們向孫衣言、袁保慶提出一個難題：張文祥在刑訊之下，據實招供，是湘軍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說不定還會扯上江南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名字，請問辦是不辦？到時候說不定軍機處會來一道廷寄，轉述密旨，以大局為重，不了了之，則欲求此刻所得的結果，將張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許亦不可得。再有少數人的措詞，更玄妙得叫人無法置答，說是倘或因嚴追指使而激出變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體國的馬新貽，在九泉之下不安。這樣，孫、袁二人的執持，反倒是違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這樣連訊14天，該犯一味狡展，毫無確供。與鄭敦謹並坐正堂的曾國藩，一直默默地聽著很少發問，最後對鄭敦謹淡淡地說：“將來只好仍照魁、張二公原奏之法奏結。”此時鄭敦謹一切都明白了，難怪自己連審14天，終沒有結果，原來他們早已設計好了。他心裏涼了半截，原來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 可是於形勢上面判斷，自己除了這樣做，別無他法，一旦激起湘軍兵變，後果不堪設想。
3月19日，鄭、曾聯銜上奏：“會同復審兇犯行刺緣由，請仍照原擬罪名及案內人犯按例分別定擬。”奏結比張之萬、魁玉原來的定擬敘述更加詳細，取供、采證、行文更加縝密，但基本內容不出前者，這就是仍照原擬定的意思。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別強調張汶詳“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第二，對張汶詳量刑更加殘酷，除了“按謀反大逆律問擬，擬以淩遲處死”外，又增加了一條“摘心致祭”。
當鄭敦謹、曾國藩擬好奏結，要孫衣言、袁保慶簽字畫押的時候，這二位拿出了殺手?，拒絕在奏結上“書諾”（簽字）。不過，曾國藩是何等人物，他也有應對的辦法，在奏結中根本不提孫衣言、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把朝廷蒙在鼓裏。在上奏的同時，把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鄭、曾這一手很厲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實。意思很明白，這是最後定讞。鄭、曾在另外的夾片中使用的措詞仍然是：“該犯供詞，尚屬可信。”這一措詞是張之萬、魁玉在原擬中使用的，為此清廷斥責他們，“不足以成信讞。”而今鄭、曾使用，倒不為過，人言人殊。
在會銜複奏時，曾國藩特別附了一個夾片，陳明“實無主使別情”。他是個重實踐的人，與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歡發議論以見其能的督撫，純然兩路，無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這樣一個夾片，雖不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痕跡，但確有用處，意思是知會軍機，此案到此就算結束，再也問不出別的來了。這樣，倘或還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軍機處就會替他擋在前面，設法消弭，不致再別生枝節。
鄭、曾、張、魁四人反復公開聲明，“毫無確供”，那麼明知無確供，還要如此定讞，這個定讞當然不是信讞。主審大員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何故？可是，朝廷最終也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此時，朝廷大概已經從鄭敦謹的奏摺當中知曉了實情的經過了，就只好順水推舟的批准了曾國藩的請求，3月26日，諭旨下達，肯定了鄭、曾的奏結。4月4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將張汶詳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當然，馬新貽的家屬、舊部，還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發發牢騷，無可作為。朝廷重視此案，兩派欽使，而且對馬新貽的恤典甚厚，總算仁至義盡，這口氣還能叫人咽得下去。至於案子的辦得不徹底，細細想去，也實在有些難處，就只有忍氣吞聲。
7.真相推測。
此案完結之後，孫衣言倒是不洗不饒，他是個讀書人，有筆在手，可以不爭一時爭千秋，他為馬新貽所撰的墓誌銘，秉筆直書：“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別有隱情，對鄭敦謹的聲名，是個很大的打擊。他本來就有難言的委屈，從結案以後，就杜門不出，欽差在辦案期間，關防是要嚴密的，一到結案，便不妨會客應酬。而魁玉邀游清涼山，曾國藩約在後湖泛舟，鄭敦謹一概辭謝，只傳諭首縣辦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複命。其實鄭敦謹心裏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對之。未等聖旨下達，更沒等張汶詳正法，他憤然離開了江寧。曾國藩送他程議，他分文不收，兩個隨行郎中每人收了500 兩銀子。曾國藩和司道各員送他到江邊，他板著面孔，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
鄭敦謹並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來，打發兩個郎中代他回京交旨，聲稱有病不能回京。欽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國藩覺得有點對不住這個湖南同鄉，從中斡旋，京裏頭的恭親王也在暗中出力，方才掩飾出去。但是鄭敦謹並不領情，後來借巡視地方為名，到清以有病為托詞，請求開缺，並終生不再為官。鄭敦謹的兩個助手回京後悄然而失。6月，顏士璋被放到蘭州，雖是給了一個沒有實缺的知府，與充軍流放所差無幾，不久回籍賦閑。伊勒通阿，8月19日“給全俸以養餘年”也回老家去了。
時人傳言，張汶詳刺殺馬新貽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詳為友復仇。果真如此，孫衣言、袁保慶作為馬新貽的親信，自始至終都參加了審訊，那麼，魁玉、張之萬、梅啟照給他設計了一個“海盜挾仇報復”的結案，不是更體面嗎？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確供呢？再說馬新貽的四弟馬新?自幼跟隨左右，直到馬新貽被刺身亡，馬新貽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過了。如果馬新貽因漁色負友而遭刺殺，已經給他一個體面結局，馬新?為此應該感恩不盡，為什麼一直悲呼終覺疑案之莫明，希望時人和後人給以研討呢？馬新貽被刺，朝廷心中明白，為了不致激起兵變，動搖清王朝的統治，趕緊調曾國藩回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長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問津。李鴻章一語道破天機：“湘人習氣之重，他人視為棘手，……選州必於湘人，朝廷亦深顧慮。”他給曾國藩交了底，“兩江地大物博，斷非師門莫辦。”免其那個曾身為鄭敦謹的兩個助手之一的顏士璋頗有心計，他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馬新貽被刺後，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而且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竟然寓其譏諷，喬松年也來湊熱鬧，寫了一首歪詩作證，湘軍將領給張汶詳立碑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從案件的實施，到輿論的有力配合，以及對審案的精心策劃和對結案的精明設計，都說明它出自高人之手，從這一點來說，就算是湘軍二號人物九帥曾國荃似乎也沒這種心計與能力，這也是我懷疑到曾國藩頭上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