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投名狀”：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馬案”3
4.清廷轉變態度口氣放鬆。
當時慈禧太后正有喪母之痛，身體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視朝。恭王怕嚇著了兩宮太后，不敢多說被裁湘軍流落在兩江的種種不法情事，只在嚴訊兇手優恤馬新貽外，談到兩江總督懸缺，認為非曾國藩回任不可（從這一點看，恭親王倒是知道幕後真相的）。
遠在江甯的張之萬一到任，馬上想一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辦法是替張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顯得確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張文祥個人處心積慮，必欲得而甘心，藉以搪塞“嚴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為馬新貽洗刷清譽，而且要隱隱含著因為公事認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這樣，馬新貽之死，才能有殉職的意味。
這套假口供是如此說法，張文祥本是李侍賢手下的裨將，洪楊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寧波，與海盜有所勾結，同時開了個小押當，隱姓埋名，苟且度日。等馬新貽調了浙江巡撫，海盜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寧海有一處禁地，名叫南田，向來為海盜所盤踞，馬新貽捉住了其中的頭目邱財青，處以死刑，另外又殺了海盜五十余名，其中頗多張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們的接濟，這一下等於斷了張文祥的財路，因此他對馬新貽恨之入骨。
這以後又有一連串的怨恨，張文祥開小押當，而馬新貽因為押當重利盤剝小民，出告示查禁，張文祥生計頓絕，便起了報復的心。又說，張文祥的妻子羅氏，為人誘拐潛逃，讓張文祥追了回來，但人雖未失，捲逃的衣物為姦夫帶走了，一狀告到巡撫那裏，馬新貽認為此是小事，不應煩瀆大憲，狀子不准。不久，羅氏複又潛逃，張文祥追著了，逼她自盡。至此人財兩空，認為馬新貽不替他追贓，以致他的妻子輕視他，於是立志報仇。
這裏面當然也有片段的實情，象張文祥的妻子，背夫潛逃，即有此事。但從整個供詞看，疑竇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別無更好的說法，也就只有自己騙自己，信以為真了。 “不過，”張之萬隻提出了這樣一個指示：“一定要兇手自己畫供，有了親供才可以出奏！”
不論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據，就是犯人的口供，這一點梅啟照當然不會疏忽。回去以後，立刻傳見負責主審的江甯知府和上元知縣，傳達了欽差張大人的意思，要他們設法勸張文祥，照此畫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範，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個把月，尚無結果。審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嗎？而且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做掉”，豈不更悲？於是他採取拖延戰術，慢慢地審，耐心等待曾國藩的到來。
10月12日，張之萬送出第一道奏章：“該犯張汶詳自知身罹重解，凶狡異常，連訊連日，堅不吐實，刑訊則甘求速死，熬審則無一言。既其子女羅跪於前，受刑於側，亦複閉目不視，且時複有矯強不遜之詞，任意污蔑之語，尤堪令人髮指。臣又添派道府大員，並遴選長於聽斷之牧令，晝夜熬審，務期究出真情，以成信讞。”同時與魁玉聯銜報告，質訊中軍副將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補都司葉化龍等，追究防護失職之責。
由於張之萬、魁玉拖延太久，12月9日上諭嚴加訓斥，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已五旬之久，尚未據將審出實情具奏，此案關係重大，豈可日久稽延！”張之萬、魁玉的拖延政策，也遭到朝野抨擊。給事中劉秉厚奏劾：“派審之員以數月之久，尚無端緒，遂藉該犯遊供，含混擬結。”案子拖延不結，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於是朝廷震怒，12月9日、12日、18日連下三道諭旨。張之萬、魁玉成了眾矢之的。
12 月12日，張之萬、魁玉拋出精心炮製的“審明謀殺制使匪犯，情節較重，請比照大逆向擬，並將在案人犯分別定擬罪名摺，”奏道： “兇犯張汶詳曾從發撚，複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于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准審理，該犯心懷忿恨。適在逃海盜龍啟?等複指使張汶詳為同夥報仇，即為自己?恨，張汶詳被激允許。該犯旋至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遂本利俱虧。迫念前仇，殺機愈決。同治七、八等年，屢至杭州、江寧，欲乘機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隨從混進督署，突出行兇，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
張之萬、魁玉的奏結看來還算順理成章，但最後露出了破綻。人命關天的法律文書，行文時竟用“尚屬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上諭尖銳地指出，“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汶詳供挾恨各節，及龍啟?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實不盡，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慈禧太后應該已經得知了幕後有人搗鬼，但是她應該還沒有疑心到曾國藩的身上，所以在上諭上雖然有所鬆動，但是還是比較嚴厲的。
讓我們看看曾國藩此時的動向。
5.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
這時恭親王指定的兩江總督繼任者曾國藩，請辭江督，未能如願，已經交出了直隸總督的關防，正預備入京請訓，就在他出京之前，張之萬和魁玉會銜的奏摺到了，說張文祥挾仇“乘間刺害總督大員，並無主使之人”，同時定擬罪名，淩遲處死。消息一傳，輿論大嘩，給事中劉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紛紛上奏，認為審問結果，不甚明確，要求另派大臣，嚴究其事。
不但輿論不滿，兩宮太后及朝中大臣，亦無不覺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傷國體，而且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心存顧忌，會不敢放手辦事，否則就可能成為馬新貽第二。同時就照魁玉和張之萬的奏報來說，前面說張文祥懷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盜龍啟沄等人，指使他為同夥報仇，因而混進督署行刺，“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後面卻又說：“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由“尚屬”二字，可見魁玉和張之萬並未追出實情，所以無論從那方面來看，這一案不能就此了結。
還要嚴辦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辦法？卻有不同的主張。有人以為應該撇開曾國藩，另派欽差查辦；有人以為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以外，還有大學士的身分，此案應歸他主持。兩宮太后召見軍機，仔細商量結果，決定兼籌並顧。一方面尊重曾國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員到江甯，重新開審。同時為昭大公起見，決定用明發上諭：“馬新貽以總督重臣，突遭此變，案情重大！張文祥所供挾恨各節，暨龍啟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盡不實；若遽照魁玉等所擬，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讞，前已有旨，令曾國藩于抵任後，會同嚴訊，務得確情；著再派鄭敦謹馳驛前往江甯，會同曾國藩將全案人證，詳細研鞫，究出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以伸國法。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於是諭令曾國藩：“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鹹宜，現雖目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毋庸再議。”
這下子除了曾國藩速回江寧外，再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甯復審。不僅主審大員撤換，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既顯示出朝廷處理此案的決心，也反映出對前審案人員的不滿和失望。鄭敦謹是刑部尚書，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這一榜是名榜，人才濟濟，在咸豐初年，紅極一時。鄭敦謹的官運卻不算太好，翰林散館，當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後，一直調來調去當藩司，但頗有政績。直到同治改元，才內調為京堂，升侍郎、升尚書。刑部尚書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當刑部尚書在三年前，恰好西撚東竄，山西巡撫趙長齡防剿不力，帶兵的藩司陳湜，是曾國荃的姻親，本人性喜漁色，部下紀律極壞，慈禧太后得報震怒，大年三十派鄭敦謹出京查辦。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得了革職充軍的處分，而鄭敦謹鐵面無私的名聲，也就傳了開來。
因此，上諭發抄，輿論都表示滿意，期待著鄭敦謹也象那次到山西查辦事件一樣，必能將這樁疑案辦得水落石出，河清見魚。鄭敦謹卻是心情沉重，因為他是湖南人，而江寧是湘軍的天下。但又不願借詞規避。
過了初五，鄭敦謹會同曾國藩約集江甯的司、道、府、縣會談案情，別人都不講話，只有孫衣言侃侃而談，說指使的人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又說，民間謠諑紛傳，上海戲園中甚至編了“張文祥刺馬”這麼一出新戲開演，明明是誣衊馬新貽的荒唐不經之談，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為真，做一首詩，說什麼“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馬新貽含含冤而死，複蒙重謗，天下不平之事，那裏還有過於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園編演“刺馬”新戲，轟動一時，連遠在安慶的安徽巡撫英翰，都有所聞，特為咨請上海道塗宗瀛查禁，以及孫衣言所提到的那兩句詩，鄭敦謹無不知道。那首詩出於喬松年的手筆，鄭敦謹跟他雖是同年，也覺得他做這樣的詩，實在有傷忠厚。不過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脫?褲的習氣，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著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