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歷史功績 (下)
同治、光緒年間餘杭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震驚朝野，楊乃武姊姊楊菊貞第二次赴京告御狀沒有路費，胡雪巖資助白銀200兩，並為他們通關節、訴冤情，向回杭州治喪的翰林院編修夏同善訴說冤情，請他回京後與同僚進言相助。
救人之急，成就胡雪巖的好名聲。同治、光緒年間餘杭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震驚朝野，楊乃武姊姊楊菊貞第二次赴京告御狀沒有路費，胡雪巖資助白銀200兩，並為他們通關節、訴冤情，向回杭州治喪的翰林院編修夏同善訴說冤情，請他回京後與同僚進言相助。夏回京後，通過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翁同龢與刑部浙江司郎中林拱樞（林則徐第四個兒子）的努力，最終由慈禧、慈安兩宮太后下諭旨重審此案，結果獲得昭雪，楊乃武出獄後特至胡雪巖府上致謝。
另外，胡雪巖珍惜歷史文物，從日本購運一大批洪鐘捐贈杭州與江浙皖各地寺院。他曾於同治（1862～1874年）、光緒（1875～1908年）年間東渡扶桑，目的至今尚未有人調查研究，有人認為是去「東遊」。但據筆者的推測，胡雪巖去日本不是旅遊，而是和他的商業經營有關。目的應該有二：第一，是去調查考察其徽商前輩、明代著名海商王直（原姓汪）在日本的商業活動與經驗教訓；第二，想做中日間的國際絲銅貿易。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特准浙江乍浦港與日本長崎港通商，以江浙生絲和絲綢採辦日本棹銅鑄錢，赴日採運的銅商利潤豐厚。
據吾師張慕騫教授，1934年在《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五期發表譯文〈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一文，介紹日本駐杭領事米內山庸夫先生於1934年8月，在日本《支那雜誌》「支那研究專號」發表的〈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文章。他受日本國文化事業部（省）速水一孔翁先生的委託，在杭州調查日本銅鐘之蹤跡。他從民國17年（1928年）8月赴任至民國20年（1931年）離任三年內，在杭州發現胡雪巖從日本紀州、大阪等地購運回國的、捐贈寺廟的刻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陰文洪鐘，有杭州吳山省城隍廟大殿、吳山解神殿、吳山文昌廟、吳山神霄雷院、吳山東嶽廟、吳山某廟、杭州城內龍興寺、城內岳王廟、杭州城西五雲山山頂寺、雲棲寺、杭州北高峰靈順廟、上天竺法喜寺、南星橋譙樓、臨安天目山昭明禪寺等14處。據米內氏文中提到，胡雪巖從日本購運回國的大銅鐘有50口之多，又提到蘇州靈巖寺也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的銅鐘一口。1953年浙江博物館黃湧泉先生，在杭州城內仙林寺舊址一池塘巷天華小學發現胡贈的日本銅鐘一口，並有刻文「仁和弟於汪培元敬摹」和「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胡雪巖孫媳章芝仙（胡渭卿妻）的堂內姪章洪浩1987年發函杭州胡慶餘堂廠史辦，提到績溪城隍廟的大鐘是胡雪巖捐贈的。今杭州虎跑寺也保存胡氏刻銘的銅鐘一口等。1991年前後，筆者目睹在杭州岳廟左廡和湖州鐵佛寺大殿內，陳列牌書有「胡光墉自日本購歸」等8個楷書大字的兩口大銅鐘。目前杭州和江浙皖等地查實胡雪巖捐贈的銅鐘有19口，占胡氏從日本購運回國銅鐘的三分之一以上。
據浙江博物館李柏林先生驗證，湖州鐵佛寺陳列的刻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銘文的大鐘重達3000多斤，50口洪鐘的總重量約15萬斤。乾隆朝民商和額商（也稱洋商或行商）從日本購回的棹銅（俗稱洋銅），十分之六由江浙兩省官買，每百斤給價白銀17兩5錢；十分之四可自行按市價20兩7錢9厘出賣。胡雪巖運回的不是棹銅（即條銅，為鑄錢原材料），而是鑄成品，具有銅鐘的特殊歷史文物價值。我們按最低百斤20兩白銀計算，15萬斤價值白銀3萬兩，他全部捐贈杭州和江浙皖等地的寺廟，這確實也是一大善舉。
第三，為中國商界樹立了「誠信」、「戒欺」的榜樣
胡雪巖一生的商海事業，可分金融、藥業與絲繭貿易三大類。金融業是他的頂樑柱，俗話說：「經商不理財，等於瞎胡來。」他的商號、錢莊、當鋪遍布全國，形成一個金融網，辦得很好。但最具特色的是他創辦了「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至今百年不倒，子子孫孫受益。同治十三年他先在西湖邊湧金門建立膠廠、鹿園；光緒四年春，在城隍山腳大井巷建成一座胡慶餘堂國藥號，總投資100餘萬兩白銀。他治店先樹商業信譽，在營業大廳中樹有兩塊牌子，對內要求「戒欺」，對外宣布「真不二價」，保證藥品質量，銷售地道藥材。自光緒元年開始，雇人身穿「胡慶餘堂國藥號」號衣，到車站、碼頭等地向遊客分送避瘟丹、痧藥等，根據記載他在三年時間內，光送藥品一項花銀多達十餘萬兩。還在上海《申報》上刊登廣告，於是生意興隆，遠近聞名。
杭州有句諺語：「做好生意三件寶，人員門面信譽好。」胡雪巖經商，不僅信譽好，門面也十分講究，他設計的國藥號整座房屋建築，酷似一隻棲息在吳山腳下的美麗的仙鶴：其門庭像鶴首，入門長廊是鶴頸；店內設計別具一格，頗受顧客青睞。在人員管理上，講究策略，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奮鬥的目標，都是為了生活更加美好。胡雪巖在企業中根據技能和水平，將雇員分為三個等級，頭等稱先生，職位是經理、協理、總帳房，待遇是重金聘請；二等叫師傅，是各工序的負責人（今稱車間主任），待遇從優；三等呼幫工，從事簡單勞動，計件付酬。再根據雇員對企業的貢獻，最優者可發給「功勞股」，享用終生。還設「陽奉」與「陰奉」，解決職工晚年和眷屬的生活問題，類似今天的退休金和撫恤金，也可稱其為十九世紀杭州最早出現的「勞保制度」，從而大大調動了企業人員的勞動積極性。
「胡慶餘堂國藥號」在民間有「江南藥王」之稱，與北京的「同仁堂國藥號」相提並論。胡雪巖破產後，胡慶餘堂照常生意興隆。但不幸的是，價值數百萬兩白銀的 「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被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文煜奪走，只抵了文煜50萬兩白銀存款的債務，文煜向清廷上繳的10萬兩白銀也是從胡慶餘堂內取出。文煜接管胡氏國藥號後，因為「胡慶餘堂雪記」仍生意興旺，四遠馳名，成為上等不朽之基的企業招牌，故文氏仍以「胡慶餘堂雪記」開張。文、胡兩家後裔在以紅股買金字招牌的契約書中寫道：「胡雪記三字連在牌字之上，聲名遠著，雖窮鄉僻壤無人不知，有關生意出入。」於是文氏後人從紅股180股中提出18股作為金字招牌股給胡氏後裔，「每年預交利洋2400元，以資胡氏家用，餘俟三年分紅，再按股均漲」。
1949年後，「胡慶餘堂」曾被一批蛀蟲幾乎要蛀空，幸虧其關門弟子馮根生的努力，派出得力助手劉俊先生經營，至今已是越辦越興旺了。但胡氏後裔受益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胡雪巖與文煜都在同時代先後離開人間，但他們留給後代的印象是：胡雪巖，一代鉅賈，是位頂級的慈善家，是著名的愛國愛民的人間「活財神」。他的存在給社會帶來和諧，給人民百姓帶來幸福。故「胡雪巖」三字，在中國近代商業史上，既是一個人名，又代表一種精神，更體現出徽商獨具的一種商業道德。商海搏擊成敗靠什麼？胡雪巖精神告訴我們：「誠信」、「戒欺」、「務真」，加上「是乃仁術」，便是取勝之本。
今天，我們研究胡雪巖，也是從歷史的角度求真求實的對其肯定和讚揚。胡雪巖，應該屬於中國近代民營企業家的好榜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功於國、有益於民的「紅頂商人」。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