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號歷史背景
道光以來，晉商進入第三次大發展階段。這個時期晉商的特點是：山西商人首創的山西票號，隨著票號業的發展，山西商人逐漸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同時，由於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山西商人成為當時國內商業和金融界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山西票號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歷史條件
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後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山西票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闢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範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曆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併入地畝，折銀徵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後來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並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後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徵收銀兩和錢。17世紀後，清朝的徵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並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於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係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佈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週期長，每週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援，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遊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於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後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於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後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係本鋪所出之票，兌帖係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此三項均係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陜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於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係。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於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遊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傑《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於商人異地採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係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佈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係……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於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鏢局于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蕩，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銖庵說：“時各省貿易往來，皆係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眾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為各商所深憂。”（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下面我們舉一個商人運現被盜匪騷擾的事例：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搶劫，而造成很大損失。據說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其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增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並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雇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雇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說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周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後來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後，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說來。待戴奎聽得怒形於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圍住，要留下千兩買路銀，否則暴屍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地戴奎一人闖進圈裏，三拳兩腳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數裏，又被一群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後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人，飛駱駝見狀便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回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爬不起來。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說了句：“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便與二旦揚長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兒”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三百斤重的圓椎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於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敵人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誕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人色。“流矢兒”對眾徒弟艱難地說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消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參見曹繼植《戴拳師除霸護商賈》，《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何以票號由晉商首創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週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裏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週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行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佈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路。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摘自《晉商興衰史》，張正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