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頻繁伐魏之謎(下)
兩漢四百餘年，權臣秉政，雖時有出現，然輕易皆不敢覬覦神器。王莽代漢，苦心經營十餘年，然最後仍以失敗而告終。東漢末年，董卓篡政，袁術稱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黃巾，滅呂布，平二袁，克劉表，三分天下有其二，當孫權上書稱臣，向曹操“稱說天命”時，曹操竟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終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寶座。司馬氏奪取曹魏天下亦經營三世，歷經艱險。趙翼雲：
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廿二史劄記》卷七“禪代”條。
和曹操相比，劉備稱帝的“人和”條件就要優越得多。曹操代漢，不管其製造何種理由，都很難洗刷篡漢的惡名，曹操被後人稱為“國賊”，不就是因為其子曹丕禪代成功了嗎？但劉備就與之大不相同，劉備是否是正宗的“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這裏姑且不論，但他總是“帝室之胄”、漢室宗親。在曹丕於西元220年正式建魏，漢朝皇統中斷的情況下，由“信義著于四海”，並已經佔領益州，自稱漢中王的劉備繼承大統，承擔中興漢室的重任應該是名正言順、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劉備集團中仍有人反對。當“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時，益州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
殿下(指劉備)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三國志》卷四十一《費詩傳》。
連劉備繼承漢統都有人極力反對，何況諸葛亮乃異姓之臣，在身受託孤重任時就急欲篡漢自帝，易代更祚，這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誠然，劉備臨終時確曾允諾諸葛亮“自取”，但這絕不是劉備的希望，而是一種無奈之舉，前提是在劉禪“不才”的情況下才能出現。諸葛亮執政時，劉禪還是能“親賢臣，遠小人”，遵從父言，“事諸葛公如事父”，故陳壽稱讚他“任賢相則為循禮之君”《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諸葛亮又有什麼理由，輕易地將其廢黜呢？
劉備逝世後，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內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劃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眾所周知，三國乃爭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其傑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對於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於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這是諸葛亮執政後，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政策，“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並無任何矯情飾偽，反倒是心中隱私的真情流露。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廢掉“不才”的劉禪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資本。
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為了受九錫，進而代漢稱帝，並非駭人聽聞之說，我們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較。諸葛亮辭世百餘年後，東晉權臣亦欲以此而達到同一目的。東晉偏安于江左，中原及兩京之地久為胡人所據，東晉朝野上下，無不以北伐、還于舊都作為其公開打出的政治旗號。然東晉北伐乃一把雙刃劍，於東晉朝廷而言，北伐成功雖然能收復舊土，華夏一統，但權臣卻因功高而坐大難制。東晉權臣每每以北伐為增加權勢及聲望的資本。凡北伐稍獲勝利，即冀獲封王及九錫之賜，為移鼎更祚創造條件。東晉大將桓溫滅蜀後，聲望大著，“朝廷憚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政治格局。《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史臣曰。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覬覦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于趙、魏”，《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恢復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禪位。史載：“(桓)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殷浩失敗被廢，“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西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桓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同上。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將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雲“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於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如果進一步分析，筆者發現諸葛亮在北伐前已經接受了部分九錫。後主劉禪“詔賜亮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九錫乃九件器物所組成。《公羊傳‧莊西元年》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鉞，九曰秬鬯。”諸葛亮所受的“虎賁”、“鉞”皆為九錫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樂舞”之一部分，相當於九錫中的“樂則”。這樣看來，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錫，比之于春秋時的霸主齊桓公還多了一錫。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載，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若以《禮緯含文嘉》所雲九錫名稱計算，齊桓公僅受了其中的二錫。
與諸葛亮、桓溫相比，南朝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是幸運者，他的北伐在局部範圍內獲得了成功，從而加九錫，最終奪得司馬氏江山。《魏書》卷九十七《島夷劉裕傳》載：“(劉)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義熙十二年(西元416年)八月，劉裕率軍北伐，臨行前，其心腹劉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
“公(指劉裕)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魏書》卷九十七《劉裕傳》。
晉軍勢如破竹，于當年十月攻克洛陽，而朝廷尚“未遣九錫”，王弘奉劉裕之命“還京師，諷旨朝廷”，《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傳》。求加九錫。及劉裕平關中，擒獲後秦主姚泓，“德宗(晉安帝)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魏書》卷九十七《劉裕傳》。。不久，劉裕篡晉稱帝，建立劉宋政權。由此可見，由諸葛亮設想的權臣通過北伐建功受九錫，進而禪代竟成了“晉宋故事”。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裏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對》制定的待“天下有變”，益州與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出兵，夾擊曹魏的戰略計畫，由於“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雖號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方之大國(曹魏)，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可見，蜀漢的綜合國力與曹魏是無法比擬的。雖然在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吳蜀又恢復了聯盟，但兩國間的裂痕根本無法完全彌合，雙方各存戒心，僅滿足於互不侵犯，用諸葛亮的話來說：“今議者咸以(孫)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失去了吳國的配合，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復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詮釋，壽雲：“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爭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自取”步驟上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陳壽評諸葛亮雲：“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在諸葛亮的軍事生涯中，鮮用奇謀確是事實，陳壽之論並無貶低諸葛亮之意，這已成為當代治三國史學者的共識。然則，為何諸葛亮不肯使用“奇謀”，是他缺少軍事才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東吳大鴻臚張儼評議諸葛亮與司馬懿軍事才幹之優劣時指出：
孔明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張儼《默記‧述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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