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春秋戰國（一）

【大紀元8月22日訊】西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衰微，失去了控制諸侯的威望與力量。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崩壞，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道德卻開始衰敗的時代，諸侯國也因各自的經濟條件不同而區分出強弱大小。諸侯多不依制度行事，以「力」治國代替以「禮」治國，各國互相競爭，皆致力於尋找強國富民之策，以求問鼎天下，代替失勢的周室治理四海。


在政治上，春秋五霸先後崛起，統領諸國結盟抗敵，此時諸侯還尊周室為共主，權謀中多少仍講仁義；而後戰國七雄並立，殺伐大起，互相兼併，演繹著兵爭天下、王者治國的人世規則。在思想方面，諸子百家競起、各種學說紛陳，治世的、治國的、治人的、修身的、利他的，不一而足，真修大道也在其中，此時出現的道家與儒家思想成為後世的思想主流，影響著神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城鎮發展與建設方面，由於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改變、政治上的競爭與動盪等原因，帶動了城鎮建設的發展，除了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改建外，各地也持續開發新城。春秋戰國時期在神州大地發生了第二次的造城風潮。
第二波造城運動

封建制度隨著禮樂制度的崩壞而逐漸瓦解，工商業由官營開放為私營，出現的商人階級在利之所趨下，「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墨子•貴義篇》），商業活動熱絡促進城鎮建設的發展，因為領主樂於加強建設以吸引更多工商前來交易，好坐地收取可觀的稅金。
另外，與封建制度結合的土地公有制也逐漸失靈，土地所有權逐漸可被封建主以外的階層擁有，富裕的商人階級收購土地，除了出售農作物外，也設立市場以供附近農民交易貨物。本來根據《周禮•地官•遺人》，周朝制度「凡國野之道，……五十裏有市」，工商的自由化促使城內鄉村普遍開設市場以獲取利益。位於交通樞紐的市場逐漸發展成為商業性的城市。
社會的動盪也是興建城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戰國戰亂頻傳，兩軍交戰動輒殃及百姓的身家財產，築有城牆的城池便成為附近百姓躲避戰火的堡壘，各國因此廣建城池以自衛。一些諸侯國之間過去荒涼的邊界地，原來約定互不使用，在動盪時期也興建起堡壘以鞏固勢力範圍。封建制度瓦解後，各國通過戰爭獲得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取而代之的是郡縣的創建，設立郡守或縣長來治理當地，如此作為行政官署的城池便應運而生。

除了具有政治意義和戰略地位的地點被有目地的選為城址外，具經濟性的聚落點也逐漸形成商業性的城鎮。戰火雖然摧毀了許多小國古城，新的城鎮如雨後春筍般隨之興起。據今人估計，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城市從四百多發展成千餘座左右。到秦國統一中國後，將倖存的各國城邑改為郡縣，尚得八九百個郡縣之多，可知春秋戰國的兵紛馬亂並沒有阻礙城市快速發展的趨勢。
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城鎮數量增多，原有都城的規模也不再遵守禮制的規範，各國競相建設國都以展示其強盛的國力，其作為區域中心的重要性也使之自然成為商業交易的重鎮。西周時期以王城方九裏（約10.4平方公里）為最大的城市，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戰國策•趙三》）超過王城規格的諸侯都城比比皆是，如秦都雍城與鹹陽宮城、魯都曲阜、齊都臨淄、魏都安邑、趙都邯鄲、燕下都等，其中燕下都的面積更廣達32平方公里。

城市的擴建意味著城市人口的增加，追求利益與躲避戰亂等原因促使人口往城市集中，在禮制下設計的城市大小為能住2萬人的子男城，在春秋戰國是「率萬家而城方三裏」（《墨子•雜守篇》）。若一家以五口計，等於在面積不變的城市裡多了一倍半的居住人口，其擁擠與衍生的問題可想而知。為了對付日益嚴重的居住問題，此時蓬勃發展的諸子百家也各自提出瞭解決之道。

輔佐春秋第一位霸主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對強國富民和城鎮的選址建設作了許多闡述。他開宗明義的指出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良好的自然環境或堅固的城池並不是真正保障國家的利器，全國上下是否能遵循道德而行，才是個人乃至整體存亡的關鍵所在。
但畢竟社會已經敗壞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稱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左傳•襄公九年》）的程度了，在推行道德的同時，也要加強防衛措施來避免外患，興建城池是最直接的方式。而選擇具有自然屏障、重要資源或特殊意義的地點，則可以降低建立城池的時間與成本。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呂氏春秋•審分覽》）中國自古以來的「擇中」思想，依然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所承傳。所以荀子認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荀子•大略》）。而隨著商業的發達，通過經商快速累積財富，造就富可敵國的商人階級，也使擇中思想不只適用於政治性城池的選址，更延伸至商業性城鎮的選址上。

范螽助勾踐復國成功後，辭仕經商，埋名隱姓到陶（今山東定陶附近）這個地方，「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螽是修煉人，容易瞭解世務的本質，他在陶地親自耕作，經商公正，雖累積巨富仍有賢德聞名於世，人尊為陶朱公，後世遂以之為富人的同義詞。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追求的是霸業。管仲認為要成霸王，領土要選擇在「不傾之地」，就是土地肥沃，左右有山林屏障、附近有大川水澤經過之地，才能「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國家的組織結構亦如中國傳統的空間觀一樣，由小粒子組成大粒子，一百戶人家組成一個裡、十個裡組成一術、十術組成一州、十州成一都、有十都就成為霸國。上好的土地以每邊80裏大小的面積為一單位，在其上可以建立萬戶人家以上的國都一座、千戶以上的都市四座；如果土地屬於中等，則每邊邊長要延伸成100裏；若土地屬於下等，則需要每邊120裏大小的面積，才能設置一座萬戶國都和四座千戶城市。

天下之中畢竟無法人人有份，所以各國諸侯的國都選址，就得在其領土之內尋找合適條件的地點。「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管子•承馬》）根據管仲的想法，一國之都最好建造在大山的山腳下或大河邊的高地上，不要太高取水才便利、不要太低來避免水患，還可以依靠自然地勢作為防禦設施。這樣的地方未必能有方正平整的理想建地面積，所以管仲認為城的形狀也不必拘泥於先王之制的正方形、其中的道路也不必一定開闢成直線形，而是可以依據自然地形作有機的伸展。這個觀念打破了以四方形為城池定規的傳統，開創了中國城市形態的多樣化。

城的大小除了要與居民人口相稱外，還要考慮城外腹地的比例，因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定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管子•權修》）。如果城市大而城外的腹地小，產出的糧食就無法養活適量的城市人口；而城市居民少的話，就無法培養足夠的兵力來守衛城市的安全。

城鎮采封閉式建築，亦即用層層的牆將各個區塊包圍起來，設門戶作為出入口，並配合賞罰分明的嚴刑峻法，使百姓遠離淫亂是非之地，避免犯罪的可能。城內實行功能分區與職業分區，「凡仕者近宮，不仕者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管子•大匡》），使同類職業聚合一起，除了利於彼此切磋以增技藝外，也利於經濟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形態，由於政治與地域的分隔，一如其在思想上百家爭鳴的時代風格，逐漸形成以各國國都為中心的區域生活圈，並各自發展出形式不一的城市形態與建築風格。另一方面由於各國擁有的天然資源不一，得以發展各具優勢的貨物，地區間物資交流頻繁的結果，促使水陸交通運輸系統四通八達，商旅和軍隊往來各國之間，也間接的促進各國城市建設的攀比。
齊國首都臨淄緊鄰淄水而建，根據考古發現由大小二城組成，城牆非典型的四方型，乃呈不規則狀，應是齊相管仲的設計觀念「城郭不必中規矩」的具體實踐。臨淄的大城是居民生活區，小城是宮殿區，但不在大城中間，而是在其西南邊，以城牆相鄰，二城的總面積約15平方公里，在當時的諸侯國都中，屬於中等大小的首都，在戰國中期的人口統計達7萬戶，因為地利的關係以魚鹽之利致富，發達的工商業聞名當代。


魯國首都曲阜呈橢圓形，總面積約10平方公里，城北有條東西向的排水河道，城內中央有大面積（長550寬500公尺）的土台遺跡，高達10公尺，應為宮殿遺址，有條南北向的道路作為中軸。市場在城北，其附近散佈著各式手工作坊，符合「前朝後市」、「工者近市」的制度。由於魯君是周公旦的後裔，相對來說保存了較多的傳統典範，所以以文風鼎盛聞名，是當時著名的文化都市。孔子就出生於魯國曲阜。

齊魯的國都在西周初期就存在了，鄭國與晉國的首都則是進入春秋時期左右興建的城市。鄭都新鄭（韓滅鄭以後也遷都於此，故又稱韓鄭故都）位於二河交會處，平面呈不規則狀，由東西二城組成，西城是宮殿與官署區；東城較西城大二倍，聚集多種手工作坊，鄭國以冶煉揚名，新鄭是當時善於製作刀器的工業城。晉國首都新絳（侯馬古城）也位於二河之間，遺址分為六個大小不等的城區，其中發現大範圍的銅器作坊，城外建有離宮。趙國的邯鄲（今河北邯鄲市）也和鄭晉首都類似。

楚國首都郢都（今荊沙市江陵城北）的遺址呈長方形，由於城內有二條河流經過，在城門的設計上除了五座城門外，也規劃了二道水門，便於船隻通行。宮殿區位於城東南，東北和西南為手工業區，楚國的特產是漆器。魏國首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以產鹽聞名，是接近戰國時期才興建的城市，遺址由二個城區組成，正方形的小城位於大城中央，為宮殿區。

秦國前後有四個首都，雍城（今陝西鳳翔城南）呈長方形，城內有南北和東西向各四條道路、東北邊有一座用土牆圍起的市，牆的四面各開一門。城裡發現多處宮殿遺跡，規模之大，以致西戎人在觀賞過後感歎：「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秦最後遷都鹹陽，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而後滅亡，在約150年當中不斷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其詳細情況將於下一章進行闡述。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特點

一般說來，這個時期建立的城池大多選在依山傍水之處，一是伐薪取水方便、二是以自然屏障作防禦。城池的形狀多呈不規則形，依地勢而變；城都有高大堅固的城牆包圍，外面還有挖掘護城溝壕。城內實行功能分區，宮殿區多位於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以俯瞰之姿矗立其中；市場、作坊和居民區則沒有一定的佈局限制。根據史書記載，秦每滅一國，就在其首都鹹陽北阪附近仿照該國的宮殿樣式，興建一座相同的宮殿作為紀念。現在已無法清楚的知道各諸侯國建築形式的差異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流行於各國的建築時代風格為「高臺榭、美宮室」，也就是在高大的土臺上興造高層木結構建築，宮殿則極盡奢華的裝飾著。



戰國時期房舍式樣
把宮殿建在夯土臺上，起初是為了防潮，僅高出地面1公尺左右。但後來各國競相修築高大的台基，在土臺上的宮殿也由單棟建築擴大到整個建築群組，木結構建築往高層發展，這些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創建，使城市的輪廓線發生了變化。戰國時期的各國建造了大量高臺宮室，一般是在城內夯築高數米至十幾米的土台，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馬晉故都新田遺址中的夯土台，面積為75x75米，高7米多，高臺上的木架建築因為戰爭的關係早已不存在，只能從出土的文物上裝飾的圖紋推測其高大莊嚴的氣勢。




斗拱
高層木結構建築的出現歸功於斗拱的發明。斗拱是中國傳統建築特有的構件，斗拱的種類繁多，一般位於梁與柱之間，承上啟下，將屋頂和上層結構的重量經由柱子傳到地面；由於斗拱的置入，使建築物得以穩固的向上搭建。此外它使屋簷得以向外延伸，除了可以遮蔽更多的空間外，也使屋簷的造型更加優美多變。斗拱與樑柱或飾以色彩、或刻以圖案，使木結構的本身也成為一項藝術品。

相傳春秋時期魯國的著名工匠魯班發明瞭一系列曲尺、鋸子、墨斗等建築用工具，促進了營建技術的進步與質量的提高。當時鐵製工具如斧、錐、鑿等已經相當發達，也普遍使用筒瓦和板瓦在宮殿建築上，並有在瓦上塗抹朱色的例子。

秦統一天下 結束五百年分裂

如前所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禮制崩壞而導致精神文明的迷失，出現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混亂紛爭，在重新尋找定向與出路的嘗試上，列國君主採取的是掠奪與享受的決定。戰爭在當時來說是最快最直接的掠奪方式，通過攻佔城池可以獲得人民和土地。根據史書記載的戰役來看，戰勝者動輒每下數十城。新的統治者在佔領城池後，大多不會進行破壞，而是將之納入自己的保護範圍。
出於誇耀與享受自己擁有的財富和權勢，諸侯們競相建造華麗巨大的宮室、開闢地下冷藏室、還在城外修築離宮庭園等等。另一方面，宮室庭榭這些無益於國防民生的龐大開支也成為識者測度一國國力虛實強弱的指標。所謂「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管子•八觀》），因為連年的爭戰已經耗費國家大量的財力於維持軍隊與城池防禦設施的建設上了，若當權者再不體恤民力，無節制的營造宮室專供自己遊樂，必然加重人民稅負與徭役的負擔。百姓若無法維持生計，別說克敵制勝，甚至連遵行號令固守城池都難以做到，那麼離城危國亡也就不遠了。

春秋戰國的歷史的確走到了這一步。上下相怨、左右互攻，道德敗壞到不行。秦的嬴政於西元前247年繼位為王，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在這之前，他的祖先已經將周王室滅了，留給他一個強盛的國家去實現一統天下的野心。他以呂不韋為相，展開吞併天下的戰爭。自秦始皇兵征六國開始，天災頻繁出現，瘟疫、彗星（古人以彗星出現為凶兆）、地震、蝗災、旱災、饑荒、氣象反常等等，伴隨著秦始皇勝利的步伐頻繁出現。秦始皇13歲為王，即位26年後統一天下，結束了五百餘年的分裂狀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國。戰爭暫時平息，苦難卻未曾停止。

小結

綜觀周朝八百年的城鎮發展，是與其時代的文化背景和道德標準相對應的。周初進行封建與禮樂制度，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雖然無法稱得上大同世界，但社會井然有序，百姓生活安寧，也可算是小康社會。城鎮的建設依照制度而行，等級分明、規矩平整。與此截然相反的是，春秋戰國時代列國並立，思想上百家齊放，反映在城鎮建設上也呈現多樣性的擴張與發展。兩周時期出現中國首部城市建設的典範制度與選址理論，對後世的城市發展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