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中國城市發展史（一）三皇時期

中國這片大地自來又被稱為“神州”，是有其背後深刻的意義。神州顧名思義，係指神仙所在之地，是神仙下世到人間的首站。神州這個稱法昭示著在這片土地上孕育的文化是“神傳文化”，神傳給世人的文化，從神而來的文化當然有著神奇奧妙的內涵，所以中文裏“神”的用法既多又廣，例如藝術講“神韻”、“料事如神”是謂“神機妙算”、“留神”、“神色”等等。神傳文化的特點——半神文化、敬天尊神與重視修煉的傳統，從文明的開端時起將一直延續到現代，貫穿在方方面面，當然也展現在歷來的城鎮之中。
孕育在神州大地的中華文化貫穿了上下五千年，城鎮隨著人類的繁衍而發展，歷經數十朝代各不相同的建設，形成了它們各自的特色。城鎮為歷史提供舞臺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存在與曾經的輝煌留下見證，只是作爲歷史大戲的舞臺，世人多只注意到它與劇中人事牽扯關聯的局部一面，其餘的一切經常落在歷史的探照燈之外，為人所忽視乃至遺忘。但城鎮如同人類是個有機的生命體，有它的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命運興衰。本文將從神傳文化的角度介紹中國的城鎮發展與建設。

三皇時期

在中國的信史階段之前，神州大地經歷了一段上古時期。這裡指的是三皇五帝統治天下的年代。由於史料與考古的缺乏，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人物事多被視爲神話傳説。但如果我們不是把“神話傳説”這個字句等同於“不可信”的同義詞，而是實事求事的就字的本義來看，其實這種説法也不能認爲是錯的。“神話”指的不就是神說的話、經過人類代代口耳相傳留下來的不就是“傳説”嗎？當時的中國的確是處於人神共處的時代，這些相貌特殊、天賦異稟的傳奇人物，本來就是為人類奠定文化而來到神州大地，傳授人們特定的技能或知識的上界生命 。

相傳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盤古將身體化爲山川河流，女媧用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在先民的思想裏，人與萬物皆為神所化生，所以人與天地萬物以及上界生命之間必定存在著某種聯係。希望藉由遵循神的旨意，或效法自然的規律，來維繫這個關係，是人類心裏的渴望。中國人自古以來便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許就是源於對神的記憶。

最先行於人間的，是被尊稱爲有巢氏的神。顧名思義，“有巢”表明了他的使命，就是教導人們如何用樹枝搭造簡單的房屋，自此以後，人類可以脫離居住在山洞所受的生活環境以及活動範圍的限制，向平原地區移居。

三皇一般指燧人氏、伏羲氏與神農氏。這個“氏”與有巢氏的氏一樣，皆為後人所尊稱，氏的原始意義是神衹之意。三皇的出現代表了人類向三個不同的文明階段邁進：通過燧人氏，人們學會了如何使用火，進而學會烹煮熟食：伏羲氏則教人結網捕魚、馴服野獸爲人服務：而神農氏教導人們種植農作物、分辨毒草與藥草，自此以後，人類步入農業社會，脫離了以打獵與採集野果維生，食物來源無法穩定的生活狀態。

由於缺乏相關的古籍記載，此時的聚落情況只能從考古挖掘出來的遺跡加以推測。從現代考古學對史前時期的分類來看，三皇出現的年代約在中、新石器時代（距今10000年-5000年前）。這個時期的文化特點是發明建築房屋的技術、學會馴養狗豬羊、製作漁網劍矛等漁獵工具、開始使用陶器。脫離穴居的先民在平地不斷遷徙，聚落點多選在河流沿岸的臺地上，許多點形成固定的村落並延續至今，例如河南淇水沿岸現存的15個現代村落裏，就有11個是建立在新石器時代的遺跡上 。在黃河中游發現的老官台文化與仰韶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等，都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跡。

目前出土的這個時期的聚落面積通常不大，年代較久遠的聚落多呈圓形或不規則的環狀，後來的則漸漸多為四方形，方形的城鎮自此成爲中土最普遍的城市形式。城鎮由圓變方的原因也許可以從先民“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得到解釋，中國古來便有“天圓地方”的説法，認爲“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盤” ，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即證明 “天圓地方”的觀念早在文明的初期便存在了。古人既然認爲地是方的，在“天人合一”觀的影響下，將在地上出現的城鎮造成方形，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此時聚落的邊緣尚未築有堅實的城牆，只有壕溝與利用壕溝挖出來的土堆成的簡單防禦設施。聚落內已經出現功能分區的土地使用狀況，一般分爲居住區、公共區、墓葬區與作坊區等，顯示出當時的聚落不僅已經形成城鎮的規模，其內部更具備了城市規劃與功能分區的痕跡。例如上個世紀80年代在安徽省出土、距今5500年前的淩家灘遺址，淩家灘的縂面積為1，6平方公里，由一道大型圍壕作爲護城河，城裏以三個台基為界，分爲三個不同使用功能的處所：一區為住宅區，房舍方位呈現有秩序的排列；一區是3000平方公尺大的廣場，位於遺址的中心，上面有宮室建築的遺跡，並有一口水井，是部族集會的場所；另一區為墓葬區，中有祭壇，陪葬品有玉器、石器與陶器等。


根據《史記》記載，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許慎在《說文解字》裏對“市”的解釋為：“買賣所之（往）也。市有垣（墙），所以介也。”由此可知，在神農氏時代便存在著市集。據考古推測，市通常設在水源邊，水井是居民前來汲水之處，其位置通常在全城的中心。約定日正當中作爲交易的時刻，利於居民在汲水時可以順便交換各自所需貨物。在神農氏時代，人類進入定居性的農牧生活，糧食收成穩定成長，也就有盈餘進行交換，如此逐漸形成了勞動分工的工作形態。

【大紀元1月15日訊】三皇之後，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輪流治理天下。當神漸漸的不再使用超常的能力來教導人類後，便以更貼近人的行爲方式來為人類開創文明。黃帝以武力平定作亂的部族、為各部首領推舉為天下共主，尊為“天子”，即為上天的愛子，負天命以行於人間之意。天子成爲人與天的仲介，天子居中，中的象形文字，是一根旗杆豎立在地上，君王遇有大事便高立旗幟，使四方臣民得知，前來旗下聚集聼命。“中”代表著天子所在之処，自然最爲崇高，以中為尊自此便成爲中國傳統的空間概念 。


天子居住的地方成爲四海之內最重要的地方，根據《史記‧軒轅本紀》記載，黃帝定都于涿鹿山的山腳下，又“築城邑，造五城”。天子居中，這個在所有聚落中最崇高尊貴的地方被稱為“都”，其他的聚落則稱爲“城邑”。許慎在《說文解字》裏將“都”解釋為“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城”的解釋為：“以盛民也”；“邑”則為“國也。從囗；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城邑”顧名思義，就是城邦國家，亦即每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的意思。城邑依照城主身份的尊卑來分等級，由此可知，在黃帝時代不僅已經存在著城鎮，且各城鎮閒已經區分出規模等級。《戰國策‧趙策三》記載:“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雖然現在已經無法考究字句裏的“古者”究竟指的是什麽時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遙遠的上古時期，神州上曾經萬國並存。而“中國”這個説法,根據《史記集解》引劉熙的解釋，原來為“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黃帝雖然定都于涿鹿山下，根據史書記載，他自己卻居無定所，經常在外巡視四方、開山通道、尋仙訪道。相傳黃帝在倥侗山從道家的廣成子那兒得到了修煉的方法，有一天黃帝元神出竅，神遊華胥國。但見華胥國中沒有王，人民淳樸，沒有嗜好慾望，不以生為樂，不以死為悲，因此也就無生無死。他們沒有愛也沒有憎，沒有親疏之別，不支持誰也不反對誰，因此沒有利害衝突和鬥爭殺戮。他們入火不熱，入水不沉，在空中飛翔如履平地，在雲中酣夢如睡在床上那麼平穩。回來後黃帝悟到，治國必須無為，人心向善則天下自然太平，因此遵循無為之道，垂拱而治，引導人民遵守道德規範，國泰民安，頗似華胥國。

相傳黃帝在位100年，在西元前2598年置鼎煉丹於山下，丹成天開，遂與臣下乘龍登天而去。黃帝留下的修煉思想及過程，深深的影響了中國往後數千年的精神文明。從清靜無爲到圓滿回升，返本歸真成爲炎黃子孫嚮往的最高境界。修煉的精神也成爲中國文化的精髓。

黃帝之後的四帝都是黃帝的後裔，他們多遵循著黃帝無爲而治的原則管理天下，身體力行重德行善以教化百姓，所以都有賢名流芳後世。五帝的最後一位是舜，舜以孝順與睿智揚名當世，人們景仰他的德行，都願意前來依附。根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意思是只要舜居住的地方，一年就會形成聚落，二年後會變成城邦國家，三年後就發展成首都。

一個城市的誕生可以是因爲各種的因緣際會所促成，例如位於交通要塞、軍事重鎮或經濟中心等，但在上古時期，可以只憑著人的個人品德就使得百姓自動來聚，這應該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奇跡。孔子在《禮運大同篇》中讚嘆“大道之行”時的“大同世界”，描述的也許就是這個時代吧。

舜在位50年後，禪位給禹，禹被視爲夏朝的開創者。從夏朝開始，中國進入了信史時代，在城鎮發展方面，也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上古時期，神為人類創造物質層面的生活條件，也慢慢奠定屬於精神層面的天地觀與方位觀。房舍、聚落、市場的創設，使人類步入初期文明社會，同時啓迪先民以“天圓地方”的觀念與“擇中”的思想及道德規範，並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展現修煉圓滿回升的過程，指示人類一條回歸的道路。為文明奠基的歲月，遙遠且漫長，在人類歷史的洪流裏逐漸被遺忘，但在新宇宙裏，將隨著正法所造就的輝煌成就留存永世。

【大紀元4月10日訊】夏朝（約西元前2032-1600年）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它的開創者是治水的大禹，雖然他原本將帝位禪給別人，但因爲他的兒子啓也有賢德，受人民的愛戴，所以帝位後來還是囘到啓的身上，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家天下”的朝代史。從禹到最後的桀，夏朝經歷了17位帝王，國祚約四百七十餘年。


在歷史上，禹和他的父親鯀都以治水留名於世，相傳在堯的時候有場大洪水將大部分土地都淹沒了。衆人推薦鯀去治水，堯雖然不同意，但還是順從眾意派鯀去治水。鯀採取圍堵法，花九年的時間但沒有成效。舜讓禹繼任父親的工作，用13年的時間，三過家門而不入，使用疏導的方法終于使大水退回水域，土地得以耕作，百姓得以安定，禹也因如此大功與其勤儉賢德而獲得舜與全民的信任，在舜之後成爲君主。
禹在治水時首先考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地貌。為此，他不辭辛苦，一路上穿山越嶺，樹立木樁作為標誌，以測定高山大川的狀貌。他常常左手拿著準和繩，右手拿著規和矩，身上還裝載著測四時定方向的儀器，開始逐步開發土地，疏導九條河道，修治九個大湖。禹將土地分爲九州，古時，州和洲本為一字，即今天的島字。而州、島二字古時音是相同的。《說文解字》對此的解釋是：“州，水中可居者。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後來 “九州”也泛指中國。

從夏禹治水的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認識了許多高山大河，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學會了開渠、分洪、修堤，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地圖的能力。傳說大禹收集了九州獻來的銅等金屬，鑄了九個大鼎，鼎上分別繪有各州的山川風土、草木禽獸，可説是4000年前的原始地圖。中國最早的一本地理文獻《禹貢》相傳便是大禹治水所累積的經驗總結。

根據《禹貢》記載，禹還制定了貢賦的制度，將九州的土地依照其肥沃程度區分爲上中下三等，並依照交通便利與否及距離都城的遠近來規定貢賦的等級，由此可以看出夏朝的區域規劃與土地使用已形成一套體系。以天子之都，也就是“中國”為中心，每五百里為單位，天子國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區為“甸服”，即為天子服田役納穀稅的地區：甸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區為“侯服”， 即為天子偵察順逆和服侍王命的地區：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區為“綏服”，即受天子安撫，推行教化的地區：綏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區 為“要（ｙāｏ，腰）服”，即受天子約束服從天子的地區：要服以外五百里的地區為“荒服”， 即為天子守衛遠邊的荒遠地區(：靠近要服三百里以內荒涼落後，那裏的人來去不受限制；再往外二百里以內可以隨意居處，不受約束)。

大禹治水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對自然環境的整治與利用，當時人們掌握的相關技術也同時運用到人造的城鎮及建築物當中。在城鎮建設方面，出現了城牆與城池，根據《史記》，“鯀作九仞之城，以障水。”；在《博物志》裏，也記載著“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原來聚落的周圍雖然多有道防禦用的土堆，惟其結構並不堅實，遇到大水沖激動輒崩潰流失，並無法起到防止洪水淹入聚落的作用。鯀使用圍堵法治水，在想到把水圍起來的同時，也想到可以把城鎮圍起來來避免水患。起初的城牆是作爲防水之用，等到禹平息水患後，人們發現，城牆除了可以防止水災外，更可以保護城鎮不受外患入侵，城牆便成爲往後城鎮建設的基礎設施。

城牆的出現與磚瓦的發明息息相關。《古史考》記載，“夏禹時，烏曹作「磚」”，而據《本草綱目》：“夏桀，始以泥壞燒作「瓦」。”，瓦的發明則已在夏朝末期。磚瓦也使用在房舍建築上，使建築物更加堅固。在夏朝之前，房舍的屋頂皆以茅草混合樹葉、草莖土或黏土作成，無法有效阻隔氣候的侵襲，也容易損毀。磚瓦作為建材，使建築物更爲堅固耐久，數千年來廣泛運用在各種建築物上，成爲中國建築的特色之一。

夏朝的另一創舉是排水溝渠的發明，這也和大禹治水使用的技術有關。禹採用疏導法治理水患，利用同樣的原理在城邑裏開溝挖渠，除了遭逢大雨時可以調節宣洩，平時還可以疏清生活用的廢水。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排水設施為陶質和石板砌成的管道，出現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的二號宮殿底下。

根據史書記載，禹先建都于陽翟（di，今河南禹縣），後又在安邑（今山西安逸）或平陽建都。當今的考古界尚未找到夏朝的都城，目前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對象，是從上個世紀陸續出土的古城遺址，如二裏頭遺址和龍山文化等。在龍山文化的遺址裏除了出現城牆與排水設施外，令人注意的是方形的城址多呈坐北朝南的方向，且城內出現成排相連、坐北朝南、房門開在南面中間的建築（平頂山蒲城店遺址）。 這個發現為中國傳統房舍聚間成房、方位坐北朝南的歷史往前推至夏代。二裏頭遺址的年代晚于龍山文化，在其中已可發現最早的宮城、最早的車轍痕跡以及最早的城市道路網。有學者認爲，二裏頭遺址可能是夏朝的都城，惟此推論尚未得到普遍的肯定。

許慎在《說文解字》裏將“都”解釋為“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在夏朝的都城裏，宗廟的地位高於宮殿。宗廟亦即祖廟，是祭祀祖先的場所，根據古籍推測，最晚在五帝的堯時代就有宗廟的存在。宗廟的興修是與國家政權的建立聯繫在一起的，這也許源於古代的“君權神授”思想。黃帝一統中土，承天命為天子治理天下，黃帝以降的歷代帝王乃至夏後，不論是禪讓還是家天下，即帝位者皆是黃帝的後裔子孫，立廟祭祖以表明統治天下的權力來自承受天命的先祖，有不可置疑的正統性。《墨子•明鬼篇》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在建都之始便選擇都城正中的位置興建宗廟，可見宗廟在古代統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據《考工記•匠人》記載，宗廟在夏代叫“世室”，既是夏後祭祀祖先的處所，又是重要的行政場所，是政權的象徵。

夏朝的歷史至桀而亡，桀之前的幾個君王即已不修德，致使夏後的威德日漸衰微，並且引起了諸侯的反叛，夏王朝也逐漸走向衰敗。夏桀暴躁殘忍、奢侈無度。據《竹書紀年》記載，他“築傾宮、飾瑤台、作瓊室、立玉門”。爲了享樂把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時常發生，相反的民眾的生活則十分困苦。就在這種情形下，夏王朝星隕地震，河水斷流。夏朝末，又發生過兩次大地震。天災是上天對人不遵循天理的警告與懲罰。夏桀多行不義而天亡之。

商湯見夏桀已是天譴眾離，乃以“天命”為號召，要求大家奮力進攻，以執行上天的意志。鳴條之戰，一個強大的王朝經歷了四百餘年歷史，卻被一個小諸侯國所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震驚與思考，所以後來出現了“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的告誡。《周易•革》中認為商湯伐桀滅夏，“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樣，商湯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取代了夏朝，領有天下。

【大紀元4月18日訊】商朝（約西元前1600-1046年）繼夏而起，根據《史記》記載，從成湯建國到商紂亡國，共傳三十代，前後六百餘年。商的祖先是契，因為輔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從契到成湯的十二代之間，曾經八次遷都。到成湯時才又定居于最初的起源地亳（bo，河南商丘）。成湯登帝位後將都城西遷至今日的鄭州，仍命名為亳。大約有150～200年之久，商都一直在亳，僅次定都于殷的時間。
之後又遷都六次，在西元前13世紀，商王盤庚遷都于殷，當時並沒有把這個地方叫做“殷”，甲骨文中把它稱作“大邑商”，周滅商後，把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獵區殷原這個“殷”地名稱呼商人，所以後來才將商稱之為殷，或稱殷商。為擺脫政治動亂和災害困擾，商朝多次遷都，是歷史上遷都最頻繁的王朝。
在甲骨文中有“中商一大邑商居土中”之說，“土中”即四方的中心。傳統的“擇中”思想由精神層面上的“天子所居為中”，演變成選擇物質層面上的領土中央為都城。如前所述，商朝因避動亂而多次遷都，選址以軍事防禦為考量。”

戰國時著名的軍事家吳起認為夏桀與殷紂之都皆由山川所環繞，為形勢險要、易守難攻之地。但地理上的優勢並無法庇護暴君之不受推翻，相反的，唯有勤修德政，才能使天下太平，四方來附。

盤庚遷殷

例如盤庚是商朝中期的賢君，他遵循商湯以德化人的治國之道後，扭轉了商王朝的頹勢，使之再度強盛，盤庚遷殷是商朝歷史的一個巨大的轉捩點，從此商王朝結束了屢次遷都的動湯歲月，迎來了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新時期。考古發現，出土的殷都尚未發現有城垣的遺跡，首都沒有城牆作保護，卻能屹立約270年之久，由此可知德治始能令國家長治久安。商朝的歷史裏有多次國勢衰微後又重新振興的情形，皆與帝王的修德行善有著直接的關係。

尋找商都

商朝的都城以早期的亳和後期的殷為代表，現代考古界推測亳就是當今的鄭州，而殷則位於安陽小屯一帶。鄭州商城的面積達2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座王都，也是歷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
在鄭州商城發現外、中、內三重相套城牆，佈局嚴整，是一座具有一定規劃佈局的都城，開創了歷代都城建築的先河。考古發現，鄭州商城不僅有城牆、護城河，還利用湖泊作為防禦設施。內城裏有巨大的宮殿群，可復原為四周圍以回廊，中間有九室的重簷頂大型殿堂。在城郭內則發現大規模的鑄銅、制骨及制陶的作坊遺址，表明鄭州商城的各種手工作坊已頗為發達。

殷墟根據出土的遺跡判斷，為沿著洹河兩岸發展、綿延十餘裏的都城，週邊並無城牆，只有一道大溝作為防禦設施，與彎曲的洹河成環狀防護都城。殷墟功能劃分相當明確，具備之前都城的構成要素如宮室、供水設備與排水系統、各式作坊、民居建築等。

都城中心區為宗廟宮殿區，宮殿台基的方位或正南北、或正東西，各座基址大致排列成行，東西南北相對，呈現出四合院的佈局格式。圍繞著中心區，呈環狀放射性密佈著許多族邑民居及手工業作坊，民居建築群也具備了廳及四合院的特點。

西北方則是王陵區，共發掘十三座王陵大墓以及數千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有座空墓，推測是紂王在生前為自己所建，但因為暴政招致天怒民怨，死不得葬。

殷墟有發達的道路系統。在殷墟博物苑的展廳裏，八點三五公尺寬的車道上，四道車轍和兩側的便道清晰可見。商代的交通發達，已普遍使用車輛，如此帶動買賣的活躍，貨物交易因而被稱為“商業”、從事交易者則被稱為“商人”。商朝的商業已十分發達，根據《六韜》記載，“殷君善治宮市，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宮中九室，車行酒、馬行灸”。市場內販賣各種來自各地的貨物，玉器的材料被證實來自新疆和田；被稱為“檔案”的刻有甲骨文的龜甲，產地遠在今天的馬來西亞。

商人重卜

根據《尚書‧盤庚》記載，盤庚在遷都前作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在確定都城方位時，使用圭臬等測日影的工具定向。此外，由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小戴劄‧表記篇》），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觀念影響下，殷人盛行使用龜甲來求神問卜，舉凡戰爭、動土、遷移、婚嫁、出行等，無一不先通過卜筮徵求神靈的指示。刻於龜殼與獸骨上的問卜文字就是傳世至今最早的中文─甲骨文。

建城遷都乃王朝之大事，事關國運興衰與民生大計，更是馬虎不得，必須反覆問卜才能動土施工，所以從流傳下來的商代甲骨上可以發現 “子卜，賓貞，我午（作）邑”，或“乙卯卜，命貞，王乍（作）邑”等，而史書也記載了盤庚在昭示決定時，強調“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天帝將授命我們在此建立新都，永遠興盛），“非敢違卜”。

商人敬天還表現在頻繁的祭祀上，在開工動土前、房舍奠基、安置城門等等工程大事時，都要舉行祭祀。占卜與祭祀的傳統延續後世，成為擇地建宅的一部分。

史記殷本紀記載了商湯登帝位後全國連年大旱，商湯在郊外設立祭壇，天天派人舉行祭禮，祈求天帝除旱下雨，是為“郊祭”的由來。七年求雨不果，史宮們占卜後說：“祭祀時除了要用牛羊作犧牲外，還要用人作祭品。” 商湯說：“我祭祀占卜求雨，本是為民，怎能去焚燒他人？ 用我來代替吧！”命左右把祭祀的柴火架起來，向上天禱告，然後便坐到柴上去。左右正要點火，突然烏雲四合，大風乍起，大雨驟然而至。這就是歷史上的“湯禱桑林”。人們都認為正是湯的為民犧牲的精神感動了天帝，才使得天降甘霖，旱情解除。

由這段記錄可以得知，商朝存在以活人活物做祭的習俗，雖然商湯賢德愛民，舍己以殉，卻也無法廢除這個惡習。活祭與殉葬的習俗到商代中後期越演越烈，考古發現，甚至連建築物安置地基前都要先以活人獻祭，如此違逆人道的做法，也是導致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殷商的滅亡

同夏朝覆亡的經過極為相似，殷商的最後一個君主紂也如同夏桀一樣，殘暴奢侈、荒淫無度、迫害忠臣百姓。史記記載商朝的都城在紂時“南距朝歌，北距邯鄲及沙丘，皆離宮別？”。他大興土木建鹿台、做“酒池肉林”以供淫樂，而百姓卻不得安食，民怨載道。紂的暴行，也引起了上天的震怒。據《淮南子》載：“殷紂時，嶢山崩，三川涸。” 史籍在解釋地震原因時說：“紂王無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 此時周武王修德使萬民來附，率領諸侯討伐無道之夫，終於代替商朝取得天下。

在夏商二代的千餘年當中，華夏文明步入了城邑時期，城市與鄉村逐漸區分開來；城鎮之間也因政治因素形成不同的規模；發明城牆、磚瓦、水渠及車輛，規劃整治土地河川，先民的生活逐漸不受自然環境的限制。在精神方面，開始使用大量使用龜甲獸骨進行卜筮；敬天敬神的信仰里加進了祭祀先祖的習俗，使宗廟建築在都城中占據重要位置。夏商的歷史用“以德治國”及“以暴治國”的對比，揭示著天命與民意的歸屬。朝代興於德、毀於暴，歷史的教訓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