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國 名 妓
古老的中國文化，由於地域的限制，一直是內封閉型的農業文化，子孫只能從祖宗那裡繼承土地和生活資料，這就形成了注重歷史、敬畏祖宗的傳統文化觀念，形成以忠孝為核心的宗法制社會結構，也就形成了儒家禮教那泰山壓頂式的絕對權威。一代代生活在禮教道德重壓之下的中國人，活得拘束，活得極累，活得過分實在了。塵世社會不容許中國人有任何浪漫與幻想，不容許個人有充分展示自我的自由。但人不可沒有幻想、沒有夢，也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內心世界。這一切既然不能在宗法制社會中得以實現，人們便將她外化到大自然中去，通過與大自然的對話和歌詠來獲得浪漫靈感和活躍情緒，從而調節受重壓而乾枯的內心，使個人不至於在社會嚴酷的精神禁錮中永無解脫。
尋找內心世界的中國人是用詩來與大自然溝通的。春歌鳥鳴，夏詠蟬唱，秋悲落葉，冬賞寒梅；高山流水，田園耕織，梅蘭竹菊，花鳥蟲魚，大自然的一切都被賦予無窮的詩意，都寄託著中國人豐富而又浪漫的情感。大自然以其自由放達的風姿陶冶著中國人鬱悶的胸臆。使人們通過與它的神交而感悟出人生的價值，從而暫短地超脫艱辛沈重的人世，獲得一種空靈的情感昇華。大自然是中國詩的母體，靈感的故鄉。而中國的詩則是中國人劫後憩息的精神避風港，是醫治代代中國人精神創傷的聖水仙丹。中國人只有祖宗而沒有宗教，詩便是中國人的上帝，大自然中的萬物則是中國人心目中漫天飛行的諸神。中國人總是在小橋流水、落日餘暉、梧桐滴雨，墟上炊煙等詩的意境中淡化人生深重的痛苦，寄託自己聖潔的理想，實現自然的人生價值的。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對女性實行越來越徹底的幽閉。社會成為男人的社會，詩也成了男人的專利品，男人一旦失意，總是到詩中去排遣鬱悶；人生失意時，他們找到自然之詩，情愛上失意時，他們又從女人中找到另一種詩，那便是――中國名妓。
無可競爭的農業社會，積重難返的禮教重壓，使中國男人在情感上慢慢變得極為內向甚至麻木。禮教把女性就成專門的生育機器，延續子嗣成了婚姻的唯一目的。貞節觀念、三從四德使女子幾乎喪失情感，嫁人只是求生存的手段。於是，夫婦相敬如賓、夫唱婦隨，兩人中間永遠隔著禮教的大山。除了性的佔有，找不到『愛』的可能，達不到情感交流上的忘我境界。
然而，中國男人也是男人，情愛上的壓抑越深，越渴求情愛。除肉欲與生子外，他們也需要本該有的浪漫的愛情體驗，需要有與自己才情相通誌趣相投的異性情侶，這種需要在良家婦女中是找不到的，中國男人便只好到女樂娼妓那裡去找浪漫的愛情之詩。他們厭倦了無愛的婚姻，便去找那無婚姻的愛。這種需要就把中國女子中的一部分人培養成了才情色藝俱佳的名妓，把她們造就成男人心目中的情愛偶像。
中國禮教社會是徹底的男權社會，男人的需要便是女性的義務。男人按禮教的要求而需要純正子嗣，於是就有了閉於後院的貞女節婦；男人需要浪漫的愛情詩，於是就有那些無資格嫁人的女子來充當滿足風流夢的對象。娼妓都是無資格以嫁人生子而謀生的落難女子。有的是被俘的女子，有些是罪人的妻女，有些則是因家貧而賣身的，有些有因無權勢而被搶奪的。這些薄命女子一旦淪為娼妓，既無良家女子的婚姻權利，就無需要遵循禮教道德的義力。她們的生存資本和義務只有一個，就是按男人們風流需要來塑造自己從而求得男人的歡心。因而娼妓中的愚笨者靠色和欲來賣身求食；她們中的姣姣者――名妓，則除出賣色欲外拼命地發展自己的各種纔能，以極高的才情色藝來抬高自己的身價，頑強地顯示自己的人生價值。
因此，中國的名妓逐漸發展成女性中的姣姣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雜甩百戲、音樂舞蹈、巧妝美飾、俏言倩笑、風姿柳態、愛意癡情……她們得以全面的發展。除生兒育女、貞操潔德由良家女子向男人提供外，其他所有女性的優點和魅力都由名妓來向男人提供。像到大自然中找到詩意的人生補償一樣，中國男人在名妓身上找到了浪漫的情愛補償。正因為如此，中國名妓並不專以出賣色欲為務，她們逐漸成了藝術的化身，成了與山水田園詩同樣優雅的人文詩。中國曆代高雅的男人從不把名妓視為女人，而是將她人當作愛情偶像來憧憬，當作藝術精品來賞玩的。中國曆代的類書從不把妓女歸入女子類，而總是把她們歸入藝術類中去了。如果要寫中國藝術史，無論是音樂舞蹈還是戲劇雜技，離開了歷代名妓是寫不成的。可以說，中國藝術是隨名妓的發展而完美起來的，許多高超的藝術都是名妓創造和表現出來的。真可謂『女子無纔便是德，女子多才便是妓』。
但是，中國名妓這首浪漫的人文詩總是從苦難中獲得靈感，總是伴著血淚寫成的。中國禮教社會中的女子只有嫁人這一條謀生出路，而名妓則連這唯一的出路也喪失了，被迫轉向藝術，借以依附人生。名妓的產生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她們是最底層的受壓迫者，她們被徹底地剝奪了人生自由和人格尊嚴。從小墜入風塵，在鞭子的威逼下苦苦煉就了一身技藝和無與倫比的才情，又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將這一切赤裸裸地奉獻給男人。她們是男人眼中一首浪漫的情愛詩，但這是一首飽含苦難的罪惡之詩。
世界充滿著矛盾。本來禮教社會中女子是男人的附屬品，妻子應滿足丈夫的一切需要的，但禮教的道德又不準妻子有才有情來滿足丈夫的需要。名妓本身就是一種極不自由人格壓迫，但社會又要求她們以極不自由之身心來行使讓男人達到情愛上絕對自由的職能。這雙重的矛盾雖然客觀上促使中國名妓成長為古代藝術上的奇葩，但這花是開在罪惡的淵藪中的，是一朵罪惡之花。日本一位學者在《婦女之過去和未來》一書中總結這朵罪惡之花開放的原因時說：『對於女子強迫要求貞操的結果，就使男女間自由交際以及自由戀愛不能求之於良家婦女，因之為滿足男子想在妻子或內親婦女以外與異性的交接的要求必要上，也非促起賣淫制度隆盛不可。』可見中國名妓這朵罪惡之花的盛開，正是禮教的雙重矛盾衝突所形成的必然結果。
中國名妓儘管是罪惡淵藪中開出的 確極大地繁榮和促進了中國古代的各門藝術。因而古代的文人雅士總是對她們愛之慕之敬之。總是把她們看作美好的夢和浪漫的詩，而不像清代與民國那樣只把她們當作泄欲對象或賺錢商品。畸形的土地長出畸形的樹並開出畸形的花。中國名妓這朵花曾一度又一度艷麗過。從人性角度看是一大罪惡，從藝術角度看又是一大奇觀。個中是非得失是難以評說的。但把它當作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來探討，無疑是有一定意義的。
從名妓自身的角度來看，禮教不準女子有才，有才的女子總該要展示其纔的。良家女子無展示纔能的機會，只好用貞潔來顯示自己的人生價值。男人偏又愛有才的女子，社會只好強逼一部分女子為妓。一旦為妓，她們便失去道德的依托，無法顯示自己的價值，只好全力去完善和施展自己的才華。名妓施展和培養自己的才華，一是求生存，二來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存在價值。矛盾就是這麼運動著，中國一代又一代名妓也就在矛盾的運動中不斷成熟起來。馮夢龍在《情史》中評論宋代名妓梁紅玉時說，她若不為娼，便不可能有才，不為娼則不可能遇上蘄王韓世忠，不遇韓世忠，則不能成大器。為娼雖苦，但較羈於深閨則有更多展示纔能和謀圖發展的機會，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女子的悲劇。名妓是最下賤的女子，而名妓卻又是女子中的精華。
中國名妓是浪漫之詩艷美之花，又是苦難之詩罪惡之花。儘管如此，詩與花總是美的，在揭露罪惡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展示詩和花的美的價值，中國名妓的價值顯示了中國婦女的價值，也顯示出中國藝術和中國文化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