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衛戰揭秘之一

南京保衛戰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衛戰曾被認為是一場“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戰役。這樣的結論僅是從軍事角度得出的。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續，對於南京保衛戰的決策，需要從多個視角來認識。作為當時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決定守衛首都南京，其實是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尤其是外交層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占領上海後，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為打破日軍試圖通過占領首都南京以摧折國民政府抗戰意誌的圖謀，國民政府開始調整戰略部署，做了兩手準備：一是於11月20日正式宣布遷移政府於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但是，對於南京是守是棄的問題，國民政府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而蔣介石則主張短時固守。
  蔣介石決定固守南京，除了考慮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固守南京則表明政府抗戰之決心和意誌），更多的還是出於外交戰略的考慮。因為自淞滬會戰後，國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國際幹預中日沖突的努力。雖然從軍事角度來看，南京已無堅守之可能，而蔣介石出於外交層面的考慮，又希望能夠在南京堅守一段時間。這樣，軍事和外交兩個層面的考慮存在矛盾，造成國民政府對南京保衛戰的作戰計劃搖擺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決策之時，布魯塞爾會議尚在進行中，蔣介石希望能夠利用《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但最終九國公約會議未取得積極成果。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為中日之間談判交涉的中間人，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但被蔣介石“嚴詞拒絕”。11月中旬後，隨著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於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希望利用陶德曼調停，為緩兵計，遲滯日軍在戰場上的攻勢，爭取時間整頓後方以利再戰。與此同時，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非常期待，積極爭取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甚至於直接出兵支援中國。但是到了12月5日，蔣介石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國際形勢漸陷於不利狀態。可是，蔣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這表明他還未放棄對國際幹預的期望。
  在南京保衛戰進行過程中，蔣介石於12月11日晚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還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裏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可見，蔣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棄國際幹預的希望。
  但是，蔣介石這種為了引起國際幹預而不顧軍事上困難的戰略決策，一旦國際幹預沒有如期而至，那麽南京保衛戰的軍事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為達到速戰速決的戰略目的，殲滅戰遂成為日軍迂回包圍南京的主要作戰目標之一。12月7日，日本華中方面軍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領》，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當局尚留在市內的情況下，設法勸告其開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時，各師團各派步兵一個大隊（9日改為3個大隊）為基幹的部隊先入城，在城內分地區進行掃蕩。”所謂“掃蕩”，就是要徹底消滅中國軍隊。事實證明，蔣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對於軍事上實際存在的困難顯然估計不足。